對乞丐的亂扣帽子

    不可否認現場確實存在一些借乞討為名，行欺騙之實的不法分子。但現實的情況是，所有的乞丐全被圈在了鐵欄內，那是不是意味著所有的乞丐都被貼上了“不法行乞者”的標簽呢？這是不是以偏概全，濫扣帽子呢？

對乞丐生活信仰的剝奪

    不可排除有些行乞者是抱著行乞甚至欺騙香客的目的而來，但如果也有一些行乞者抱著參加廟會的目的而來，這樣以外力剝奪他們參與廟會活動的機會，就是對他們信仰的剝奪。

對乞丐人格尊嚴的踐踏

    “乞丐”雖窮困潦倒，但他們應該與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他們既然沒有觸犯法律，就不應該被限制人身自由。當地組織方以粗暴的形式限制其人身自由，就是對其人身自由權的侵犯。再者廟會組織方，哪來的權力限制他人的行動自由呢？這些被圈起來的行乞者的尊嚴在鐵欄之內再次被踐踏。

“鐵欄圈禁行乞者”有違人道

    一方面，公眾心理總會推人及己，別人權利被侵害的狀況必然影響到自身的權利感受。另一方面，假如“自願”可以成為“鐵欄圈禁”的理由，那麼這種做法必然帶來泛濫或災難。與此同時，“鐵欄圈禁”公民的做法，也必然帶來一種不言而喻的公示或羞辱意味。它在客觀上形成了對於這一群體的展示，並且它是通過將這一群體與大多數公眾隔離開來的方式，在公共話語體系中形成了一種分裂或差別。

“圈養”乞丐也是暴力

    專門制作了鐵欄杆，將行乞者與公眾隔開，這與“動物展示”有何異?公權部門以這種“善意方式”對待行乞者，顯然越過了道德和法律底線，是一種人格羞辱。

    善意救助應該有個基本的原則，這就是尊重人，尊重法律。當“善意”成為一種侵權手段的時候，這樣的公權行為就要受到公眾的質疑和譴責，甚至受到法律的追究。政府部門應該作遵紀守法的表率，用這種“尊嚴暴力”來對待行乞者，實為國法所不容。

鐵欄圈乞丐背后是權力傲慢

    乞討也是一種權利，甚至乞討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公權力憑什麼粗暴武斷地糟蹋公民的個體權利和行動自由？這背后，是不是一種權力不受控制的傲慢和僭越？從這個角度來說，真正應該被“鐵欄圈禁”起來的，絕不應該是乞丐，而是那些漠視公民人身權利的觀念和做法。

廟會何來強制“圈養”乞丐的權力？

    管理者無非想還廟會以清淨，防范乞丐者中有欺騙詐騙行為者。然而，這主要是公安人員的職責，廟會工作人員可以可以協助公安人員維持治安、維護秩序，但將乞丐關在籠子裡的權力是誰給的？

    客觀上，這是一種法律也不允許的強制手段，而以人性的角度來看，這是對乞丐人格尊嚴的侵犯。乞丐並非犯罪嫌疑人，廟會工作人員又有什麼執法權予以強制“關禁閉”？而從宗教的角度上看，佛教還教人向善、教人忍讓互敬，廟會管理方連基本的人性都缺乏，哪還有什麼佛法、菩薩心？

    在提到當代政治文明的時候，我們經常會引用一句話：把權力關進籠子。事實証明，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把權力關進籠子，權力就可能肆無忌憚地把我們關進籠子。透過南昌這道關乞丐的冰冷的鐵柵欄，我們看到的是卑微的公民和被踐踏了的尊嚴。

    乞丐也是人，也有尊嚴，也需要生存空間。乞丐不斷增多的最根本原因，在於社會分配體制不公，在於社會救助體系不完善。對乞討現象應根據實際情況區別對待：對需要幫助的真乞丐給予救助﹔對職業乞丐一律以詐騙論處。這樣方能保証正常的社會秩序，提高整個社會的幸福感。不分青紅皂白對所有的乞丐“一刀切”地嚴苛對待，最起碼是惰政和懶政的表現。

    然而，涉事地方並未接受質疑，振振有詞地為自己找了不少借口。錯了就是錯了，趕緊承認錯誤及時糾正才是正道。不從自身找原因，反倒急吼吼地跳出來絞盡腦汁為自己尋找理由開脫，說明還沒有從根本上認識自己的錯誤，需要媒體和公眾進一步的追問。誰該被“關進籠子”？理清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離法治社會和公民社會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