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個熟悉的畫面：工地旁，寒風中，一群胡子拉碴的漢子，端著大大的快餐杯，蹲在地上吃飯。他們建起了高樓大廈，卻沒有一席之地﹔他們沒有福利保障，隨意而漫長地加班，這些對於他們來說都無所謂，可是當他們的血汗錢一次又一次討要無果時，他們不再淡定。

    他們跳樓、上塔吊，他們打條幅、寄賀卡﹔他們脫衣服上街、堵路，他們拜河神、跪求范仲淹﹔他們召開討薪發布會，討薪已不再是體力活，變得越來越挑戰智商了。

    350萬元民工的血汗錢不是個小數目，這每一分錢都意義非凡，這裡面有孩子們穿新衣開學的歡顏，有秋播秋種的希望，還有兩地分離妻子的期盼。法院判決書下了，可是要回錢的希望依然渺茫。在拖欠方眼裡，法院的判決成了廢紙，相關部門那句“我就代表政府，我說不給就不給，你能怎樣？”，讓人刺骨冰涼。

    常有人指責農民工不善運用法律武器，熱衷於上訪。當這個武器常常啞火，當法院判決形同廢紙，當耗盡精力和金錢打官司，卻勝負難料，即便贏了也難以如願以償，他們還會信仰法律嗎？而作為農民工的“保護神”和雙方利益的平衡器，監管部門卻難以發揮作用。

    “苗翠花”們也知道“博眼球”不能解決問題，更多的是想引起上級關注，給相關部門施加壓力。如此看來，實在是孤注一擲的絕地反擊。

    類似其他很多問題也通過“博眼球”引起了相關部門關注，很快予以解決，有些不能解決的，相關部門負責人也出面安撫，息事寧人。正因此，又有更多的“博眼球”方式前赴后繼，才有了女民工模仿外交部發言人這般的煞費苦心。

    經歷過正常上訪渠道和法律途徑后，卻隻能通過“博眼球”的方式試圖來解決問題，民工模仿外交部發言人討薪，如果只是博了眼球，賺了噱頭，真是讓有關部門汗顏。從主管部門、信訪部門到法院，但凡有一家單位能把問題解決了，女民工又何必出此奇招？而上級負責督查督辦的部門，就可以一直這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嗎？

    如果問題隻能依靠弱勢群體的極端“博眼球”方式才能引起關注，這是相關媒體和督查部門的悲哀﹔如果每一次推進制度完善、法律健全，都要依靠弱者的絕地反擊，那麼將是整個社會的傷痛。

    所謂的模仿外交部新聞發布會的討薪，不過是舊的討薪方式的翻版。近幾年來與農民工討薪的新聞屢見不鮮，討薪的方式也是層出不窮。但無論花樣怎樣的翻新，歸結到底是薪酬制度不彰、維護農民工權益法律執行不力的問題。

    個別地方的農民試圖於“信訪”方式維權，說明採取正常維權道道的不暢。而通過信訪方式，卻能引起高層重視以及媒體關注等，進而達到個人意願和目的。“開討薪發布會的方式”也是如此，將這一令人震動、令人深感遺憾的討薪方式傳播散布到網上，擴大的是輿論影響，最終就是通過輿論壓力、上級政府部門干預等，達到討薪的目的。

    維權者維權難，才會採取另類方式﹔法律執行不給力，維權者才會求助於其他途徑。事件中，農民工“發布信息”稱：“早在2009年，天津就以（2009）二中民四初字第45號法律文書形式，確認應支付我方1400多萬元。”這一“事實”說明有法律效力的判決早在三年前下達了，只是沒有很好的執行。在最終法律判決無法執行，又缺乏其他有效維權手段的情況下，走“新聞發布會”一途，又確實是一個“逼”出來的“智慧”。

    庄重嚴肅的外交部發布會場景，被農民工“搬”為討薪“利器”，透露出的是農民工權益維護之難，飽含基層勞動者之辛酸。

   此現象至少說明三點問題：

    一，在現行法律框架已基本完善的情況下，執行層面依然存在不可忽略的缺陷。各類勞動保障法律在實施上存在缺位和短板，勞資關系嚴重不對稱，農民工合法權益並未得到切實的保障，一些地方的法律觀念和法制環境不容樂觀。

    二，勞動監管部門執法不力，甚至嚴重失職，其公信力大打折扣。在打擊和遏止違法欠薪上，長期存在“運動戰”思維和“推一推動一動”的惰性。從2003年最早總理關注重慶婦女熊德明丈夫被欠薪2300元一事肇始，迄今已近十年，然而，一些地方和單位的欠薪現象仍然存在，足以說明真正讓農民工在討薪上站直腰杆的路還有很長。

    三，農民工維權渠道不暢甚至受阻，維權成本太高。按照正常維權渠道，農民工討要不到欠薪，引不起有關方面的重視。或者等不起、打不起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