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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石珠 女 1932年生

由於重男輕女的觀念，一出生，家人就把她放進馬桶，不留她存活的余地。可是三天過去了，她還沒死，命不該絕，隔壁鄰居見了不忍，就抱養她做童養媳。4歲那年，比她大13歲的男人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從此杳無音訊，不久，公婆又相繼去世，生活更加艱難。1950年，她終於等到他安然無恙地回來了，他們立馬結婚，她18歲，他31歲。

羅志灶 男 1943年生

過去家庭一直很困難，后來孩子大了，生活剛有起色，可是禍從天降，大兒子被電擊身亡，家裡失去了頂梁柱，生活又回到了貧困的狀態。他長時間沉浸在悲痛之中，患了抑郁症。扶貧單位請來了醫生給他開導，他從悲痛中走了出來，開始了脫貧的笫一步。

吳梅英 女 1941年生

她說，人有命，但我不認命。50歲那年，她丈夫去世，房屋毀於一場大火，孫子夭折，沒有了親人沒有了家，這一連串的打擊，並沒有讓她趴下，她灰頭土臉地站起來了，而且挺過來了。如今，兒子承包了採石場，一年淨利潤30多萬元，孫子也結婚生子了。

余成慶 男 1932年生

四兄弟中，老大96歲，老四83歲，他排行老二。我們去他家拍照時，他正好下地干活去了，好半天才把他找回來。看到他的體態和動作很特別，一問才知道是前一段上山干活摔斷了肩胛骨，醫生說要動大手術，否則會畸形，他打聽到手術要花好幾萬元，便放棄治療，說，“畸形就畸形，能干活就行。”

林維明 男 1933年生

爺爺是秀才，因樂善好施，官署送了“齒德堪推”的牌匾。最鼎盛時，二座大房子住著二百多人。到他父輩開始敗落，他童年隻能去看牛而不能上學。據說家裡有個裝秀才帽的精致盒子，家裡的女人不識貨，拿來裝谷糠喂雞鴨，前二年聽人說這東西蠻值錢的，才洗干淨了藏起來。

余葵花 女 1916年生

丈夫16歲參加革命，18歲娶了她，從此結為革命伴侶。丈夫在殘酷的斗爭中犧牲了，解放后她回到村裡當一個普通的農婦，每月領幾百元補貼。當地革命紀念館裡展覽著她的照片和事跡，但卻把她的名字寫錯了，拍完照離開時，她再三叮囑，跟館長說一聲，我的名字叫“葵花”不叫“其花”，要改過來。

上官克原 男 1927年

解放那年他24歲，正月十五解放，三月二十八土匪攻打佔領了他的村子。過去，鄉親們飽受土匪搶掠之苦，如今解放了，怎麼還能讓這些家伙卷土重來蹂躪百姓呢？作為民兵連長，他吃了稱砣鐵了心，拼了！他帶領全體民兵跟土匪惡戰一個月，終於在四月二十八把土匪打垮趕跑了。戰斗中犧牲了六個人，他是幸存者，說起這件事，他既沉重又自豪，他說，這也算是上戰場了。

雷成森 男 1927年生

1958年開始擔任村支部書記，一當就是27年。這期間，村裡建了一座石拱橋，建了一所小學，還為集體辦了一個碾米廠。他得到了鄉親們的信賴，他兒子又被推為支部書記，又干了二十年。二代人為村民服務47年，沒有為自己謀一丁點利益，看他那雙畸形的手，再看看他那空空蕩蕩的家，讓人心生敬意。

李啟鈺 男 1936年生

1960年當選生產隊長，那幾年正是全國鬧飢荒的時候，國家很困難，當隊長除了要搞好生產多打糧食，還要帶領鄉親們超額完成糧食任務，當時所在小隊30戶人家，要完成70擔公糧和200多擔統購糧任務，國家任務是鐵的，一定要完成，那麼，自已就隻能多吃雜糧了。

吳漢清 男 1929年生

1952年入黨，從生產隊長當到大隊支部書記，干了三十多年。他說當年到縣裡去開擴干會，要自己帶被褥，往返七八十裡路都是走著來回，開會時，飯管飽，還能吃上肉。他還記得，上級領導下鄉，就到他家吃稀飯，配咸菜，每天交一斤糧票，三角錢，有時來的人多了，還得到鄰居家借米。目前家裡隻剩他與老伴二人，享受低保，每月領300多元補助，還可以領到200元退班補貼。

張仕乾 男 1939年生

2歲的時候母親因難產去世，他和父親相依為命。童年的他，既缺營養又缺愛，隻長年齡不長個。或許是這種苦難的經歷對他的思想、性格產生了影響，他做人老實厚道，樂於幫助別人，而這種品格又為兒孫樹立了榜樣，兒子是個勤勉的村干部，女兒深受鄉親擁戴，連任三屆村支書，孫女就讀於醫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