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陶丹，一名公益訴訟檢察官。我的故事可以用幾個數字概括……”

見到福州市檢察院檢察官陶丹的那天，她正與幾名參加全省公益訴訟業務競賽的選手交流往年的參賽經驗，放下手頭的備賽材料，微笑著遞來一張簡歷和一本邊角微卷的辦案手記。

福州市檢察院檢察官陶丹。福州市檢察院供圖

她的“10年”

“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辦案手記的第一頁，是對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的摘錄。

201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檢在福建等13個省（區、市）檢察機關開展公益訴訟試點工作。當時福州市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試點工作由民行檢察部門承擔，彼時已獲得全省民行檢察業務能手稱號的陶丹，開始了與公益訴訟的不解之緣，成為探索公益訴訟檢察業務的第一批檢察官之一。

2019年，全國檢察機關吹起了內設機構改革的風潮。考慮到約60%的公益訴訟案件涉及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領域，福州市檢察院決定將公益訴訟檢察和生態檢察職能合並，成立第七檢察部。民行部門的同志在選擇民行業務和公益訴訟業務之間徘徊：一邊是法律法規和辦案程序都相對成熟的民行檢察“舒適區”，另一邊則是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新領域新業務。干部處前輩老路告訴大家：“設立第七檢察部的目的在於通過職能整合提高生態檢察和公益訴訟檢察質效，同步探索公益訴訟新領域履職。然而，現在第七檢察部有公益訴訟辦案經驗的檢察官並不多……”陶丹聽完沒有回答。

第二天，老路聽說陶丹向組織表達了調入第七檢察部的意向。

之后的幾年，隨著公益訴訟法定領域逐步拓展為“4+10”，陶丹步步緊跟改革脈動，探索一體履職，參與一線實踐，承辦多個全市首例案件，共辦結生態環境、國財保護、安全生產、文物保護等領域公益訴訟案件357件，其中指導和辦理的5個案件入選全國公益訴訟檢察典型案例、全省公益訴訟檢察優秀案例等。

在福建省“十大法治事件”評選活動中，“全國首創行政公益訴訟圓桌會議辦案機制”順利入選，陶丹作為代表參與領獎。

“行政公益訴訟圓桌會議機制”旨在借鑒“楓橋經驗”，針對涉及多個行政機關職責交叉、多頭治理的難題，由檢察院牽頭各職能單位、人大代表、專家學者圍桌而坐，共商良策，共護公益。從長樂區檢察院試點探索，到福州市檢察院提煉創建，再到福建省檢察院全省推廣，3年間陶丹積極發揮向上協調和對下指導作用，在工作中助力機制不斷完善，見証了一份份高效的落實方案在圓桌上誕生。該機制被寫入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多次在全國性檢察會議上被肯定、推廣。“這是省市區三級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官共同努力的成果，能參與其中，我感到特別榮幸。”陶丹笑著說。

她與數字檢察

2021年，數字浪潮迭起，福州作為數字中國建設峰會的永久會址所在地，數字建設水平走在全國前沿。聚焦人民群眾訴求最集中的地方——福州市檢察院立足區位優勢，探索運用大數據賦能公益訴訟履職，與12345便民服務平台實現了數據共享。

“當海量群眾訴求數據實現批量匯聚、分類篩選時，我們仿佛投身於公益訴訟‘線索池’。”陶丹打開電腦展示福州市檢察機關公益訴訟大數據研判指揮平台。據悉，該平台的多維碰撞技術，能夠從時間、空間、事件等多個維度進行碰撞分析，輔助公益訴訟檢察官精准鎖定問題線索。

2021年8月，陶丹在平台上發現大量群眾對於福州市長樂區某地段大氣、噪聲污染問題舉報線索。為了鎖定污染來源，陶丹迅速協同長樂區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人員林聖調取該地區空氣質量、噪聲指數、治安卡口車輛通行數據和登記信息、行政執法等數據，並在該平台開展多維分析。

“從時間軸線來看，每到夜間23時至清晨6時，空氣顆粒物指數PM2.5、PM10和噪聲監測指標驟然上升。”林聖指著數據拐點分析道。畫面切換，地形圖上一條細長的紅色塊格外醒目，“從地圖坐標來看，監測數據超標區域集中在G316國道長樂路段沿線。再將監測指標與項目施工位置、建筑工地所屬車輛的卡口通行數據等進行碰撞分析，發現指標異常的監測點與項目施工位置高度重合。”

“夜間、國道……渣土車！”初步結論中的兩個關鍵詞令陶丹產生了渣土車夜間運輸時物料遺撒導致揚塵污染的猜想。通過沿路排查，果然發現相關施工地在夜間有渣土車出入。渣土車裝載著工業廢渣自西向東行駛，一路塵土飛揚，其路線與平台所示紅色塊高度重合。

經過半年的有效治理，長樂轄區內的大氣指標得到明顯提升，空氣綜合指數從監督前的全省第56名提升至全省前10名。期間，辦案團隊走訪建筑工地30余處，邀請18家行政部門、鄉鎮政府、國有企業召開公益訴訟圓桌會議，促成了長樂區政府開展提升環境空氣質量專項督查。

2023年，最高檢印發《2023-2027年檢察改革工作規劃》，作出了“健全數字檢察制度體系，提升新時代法律監督質效”部署。陶丹及其團隊也將數字工作重點轉向各類監督模型的構建，以切合檢察改革和平台應用的需要。

“談到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構建，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陶丹。一方面，她有較為豐富的數字檢察技術和公益訴訟業務融合應用經驗﹔另一方面，扎實的外語能力能夠幫助她更好地實現業務需求和技術語言的轉化。”福州市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部主任黃殷穎說。

面對模型構建中出現的英文代碼口令，陶丹憑借良好的英語基礎，協同技術部門將檢察業務需求精准轉化為技術語言，共同研發了多個針對性強、實用性高的法律監督模型。其中，“閩江非法捕撈全域治水法律監督模型”獲評全省檢察機關大數據監督模型競賽優秀作品獎。

未止步於競賽，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關鍵在於應用、在於有效。福州市檢察院通過分析上述模型碰撞出的非法捕撈案件的共性問題線索，向相關部門制發檢察建議，促成了全市性規范性文件的出台和全市規范漁具制售行為專項執法行動的開展。該份檢察建議獲評2023年度全省優秀社會治理類檢察建議。

歲月行至2025年，電信網絡詐騙刑事案件高發促使陶丹立足反電信網絡詐騙領域公益保護，開啟了電信詐騙數據分析與應用的探索。陶丹說：“我們已向通信、金融、互聯網等領域監管部門及行業企業詳細了解電信網絡詐騙的發案數據，並赴省內省外多地考察相關經驗做法，研提綜合治理對策。”該課題得到了福州市政協的關注與支持，被納入2025年度專題協商議題。

公益訴訟十周年，相伴成長十周年。如今的陶丹已成為檢察機關最資深的一批公益訴訟檢察官之一。“通過選派優秀青年檢察官參加公益訴訟業務競賽，相信能發現更多公益訴訟‘好苗子’。”陶丹表示。

她的“4+1”

談及十年成長的“密鑰”，陶丹用“4+1”概括。

“4”，是“四大檢察”融合借鑒的實踐與思考。民行檢察出身的經歷，讓她深諳各法律門類的底層邏輯，對四大檢察職能的內在聯系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

“公益訴訟的理論基礎根植於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在管轄、起訴、証據規則等方面可以借鑒民訴法、行訴法的相關規定。在此基礎上，公益訴訟又具有獨特的公益屬性。”陶丹介紹道，“以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領域案件為例，生態環境案件兼具私益與公益特性，單一的法律責任形式難以完全修復受損的公共利益，隻有通過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訴訟檢察職能的綜合運用和有機融合，才能實現懲治犯罪和修復生態的最佳辦案效果。”

陶丹牽頭三地檢察機關公益訴訟檢察官辦理的“督促保護龍翔島‘飛地’生態環境行政公益訴訟系列案”便是依托民事、刑事、行政三大部門法律分析，推動公益訴訟檢察、生態刑事檢察等綜合履職的鮮明例証。而正是基於對四大檢察的深度探索促成該案獲評全省公益訴訟檢察優秀案例。

“1”，是用好調查研究這一“傳家寶”。陶丹深知，調查研究是做好各項工作的基本功。

涉海非法採礦原地修復不能，增殖放流魚蝦存活率不高，怎麼辦？甲地生態修復資源稀缺，而乙地生態修復資源過剩，怎麼辦？生態恢復性司法可參照實踐樣本不足，怎麼辦？面對這三個“怎麼辦”，拿出調查研究“傳家寶”是陶丹的本能反應。

於是，她從個案辦理中出發，開始系統性地調查收集資料，深入研究國內外文獻資料與實踐案例，形成了“多元化生態恢復性司法路徑探究”主題調研成果。2023年8月，該調研在最高檢第一檢察廳舉辦的“環境資源犯罪檢察理論與實務研究”征文活動中獲獎。

在運用調研成果反哺實踐的過程中，陶丹以推進福州市檢察機關“海上福州·檢護蔚藍”專項行動為契機，指導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基層檢察院開展跨區域生態恢復性司法，解決了生態司法修復方式不足和資源分布不均衡的問題。對其中非法捕撈犯罪治理問題總結辦案經驗，參與形成的調研成果獲評2025年福建省法學會涉台法律研究會學術年會征文二等獎等多項榮譽。這個過程詮釋了“辦案發現問題-問題催生調研-調研成果反哺實踐-實踐經驗再提升”的良性循環。近年來，陶丹共有14篇調研獲評國家級、省級獎項，完成4個全省檢察調研課題，為提高福州公益訴訟檢察辦案質效提供了有益借鑒。先后入選全省檢察業務專家、全省公益訴訟檢察人才庫、全省檢察機關調研骨干人才庫等。（黃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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