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來的物種，福州人都喜歡在前面加個“番”字：西紅柿稱“番茄”，辣椒是“番椒”，而甘薯也不例外，叫“番薯”。小時候大米不夠，肚子曾一頓頓被番薯填塞。揭開熱氣騰騰的蒸籠，鍋裡永遠縱橫躺著它們飽滿的身體。番薯米是番薯的延伸，以鋒利的刨絲器擦出，呈一條條細長的線狀。番薯錢則是另一種延伸——被橫切成一片片薄片。不是原汁原味的，而是先用水洗出澱粉用以勾芡，再攤開晒干。算起來澱粉才是番薯的精華，去除了它，少了營養和甜度，就僅剩殘骸了，然后儲存起來，以應對一年四季的三餐。

　　感謝它們，至少得以果腹，春去秋來，肢體有了正常生長的營養。很久后我才知道，番薯其實姓陳，400多年前福州長樂人陳振龍把它從呂宋島，即菲律賓帶回，種下了，繁衍了，東南西北種開了。那時菲律賓還是西班牙屬地，番薯和馬鈴薯、玉米等物都被當成戰略物資嚴禁外流，海關層層盤查。現在比較通常的說法是，陳振龍一共努力了3次，前兩次失敗，被罰了款，差點坐牢，不甘心，又冒險把數尺薯藤裝在竹筒內，再用繩系在船舷旁，浮在海中，經過7個晝夜漫長的航行，於明萬歷二十一年，即1593年5月抵達福州。

　　翻了幾本志書，都沒有查到那年的福建發生了什麼與民生有直接關系的大事記載，但旱澇、虫害應該是常態，加上海上倭患仍在，日子自然局促緊張。福建人真是餓怕了，全省八山一水一分田，這有限的田在連綿不斷的天災下總是收成黯淡。唐末五代時，某商人曾從佔城，即現在越南中南部成功引種過可一年早晚兩熟的佔城稻——該商人是泉州的還是福州的沒有定論，姓名、年齡更無從得知。這個連姓名都不存的商人靈光一閃把稻種帶回，種下了，收成翻番，以至於北宋大中祥符四年，宋真宗趙恆還遣使到福建取過3萬斛佔城稻種，向江、淮、兩浙推廣種植。但仍然不夠，中原戰亂，衣冠南渡，逃來的人越來越多，糊口還是很難。而番薯的特性是高產易活、適應山上旱地、生熟皆可食、葉子還能當菜，這正是陳振龍冒死將其帶回老家的原因。他先在福州達道鋪紗帽池屋后的邊隙地進行試種，成了，僅4個月薯就“小者如拳，大者如臂”。

　　這事在勇氣、膽識、熱情之外，應還有諸多運氣的成分。薯藤即使藏匿再嚴實，陳振龍仍可能再次被攔在異國海關內，然后被罰被囚被殺﹔也可能遭海上風浪吞噬、被盜賊倭寇奪命﹔還可能藤霉根爛，一無所獲﹔更可能被視為異端邪說，群起抵制，拒絕接納。沒有，一切都驚人地峰回路轉、絕處逢生了，他飛蛾扑火般倔強地賭一把，竟在那年那月奇跡般成為贏家，而最大的幸運就是遇到浙江杭州人金學曾。攜薯藤歸來后，陳振龍讓兒子陳經綸向福建巡撫呈上《獻薯藤種法稟帖》，列舉該物的種種好處，祈求獲得栽種和推廣。巡撫就是金學曾，出生於官宦世家，一向錦衣玉食，詩詞歌賦都擅長，草書也精，卻未必懂得春種秋收。何況那是從域外來的東西，之前聞所未聞，終究結果難卜。但天佑大地，金學曾在幾絲“誠恐土性不合”的顧慮之后，還是應允了。幾個月后見薯種成，他大喜過望，不僅加以推廣，還把陳振龍種薯經過進行總結，寫下《海外新傳七則》一書，向飢腸轆轆的民眾介紹番薯的生長特性、育種栽培以及貯存要點。

　　番薯就這樣走上餐桌，走進我們的胃。“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而土裡從此只要把藤蔓進行簡單剪枝扦插，薯藤就可以恣意生根，徑自生長，然后豪邁長出能讓人免於飢荒之苦的番薯了。歷史在這個節點上，奇妙地讓這兩個年齡相仿的男人相逢，並聯手完成了一件壯舉。為了感念他們，番薯曾以金學曾的姓，改名“金薯”，而陳振龍則被冠以“中國番薯之父”的榮耀。可非常奇怪，關於陳振龍的資料非常有限，他出生的時間，史書裡隻寫著“約1543年”，然后中秀才的時間也是個約數——“年未二十”，之后考進士不中的次數是“屢次”。至於他哪年從老家遷到福州城的達道鋪紗帽池居住、什麼時候動身下南洋、與誰一起去、在呂宋島居住哪裡、從事什麼職業，以及婚娶、身高、長相，等等，都沒有確鑿記載。但陳振龍的出生地卻是明確的，就是福州郊外的鶴上鎮青橋村。那裡有一座三層樓高的塔狀建筑物，挂著醒目的“陳振龍紀念館”大匾額，而館址就建在陳家祖屋附近。

　　那天特地去青橋村一趟。村子非常安靜，見不到幾個人，但一問起陳振龍，每個人都喜悅地指路。陳家祖屋很古朴，是一座明代建筑物，清代重建過，佔地面積有600多平方米，土木結構，面闊20多米，相傳陳振龍就出生在這裡。屋子已經破舊了，卻有一個規模超出想象的展廳，陳列著陳振龍一家幾代人引種、推廣番薯的功績。俯身在兩張圖前細看，一張是番薯的傳播路徑：引到福州后，又陸續推廣到江西、浙江、江蘇、湖南、重慶、台灣等17個省份，最北的是北京通州一帶，最西的是雲南、廣西。另一張圖更意味深長，是關於全國總人口的統計：明朝洪武年間6000萬人，清乾隆六年約1.7億人，乾隆二十八年約2億人，乾隆五十五年約3億人，清道光十四年突破4億人。

　　其中有多少應歸功於番薯呢？畢竟不餓死，才能夠繁衍開來啊。

　　陳振龍的子孫們，持續與番薯較勁。三世孫陳邦弼把薯引到長江流域﹔四世孫陳以柱把薯推廣到黃河流域﹔五世孫陳世元讓薯種到山東各地，並編撰《金薯傳習錄》一書，系統記載番薯傳入及推廣的過程，總結薯的栽種、管理、貯藏方法，成為我國第一部番薯專著﹔而幾個六世、七世孫則讓河北、河南等地也長出了番薯。

　　陳家祖屋外不遠的粉牆上，錄著郭沫若於1963年寫的《滿江紅·紀念紅苕傳入中國三百七十周年》：“我愛紅苕，小時候，曾充糧食。明代末，經由呂宋，輸入中國。三七零年一瞬間，十多億擔總產額。一季收，可抵半年糧，超黍稷。原產地，南北美。輸入者，華僑力。陳振龍，本是福州原籍，挾入藤籃試秘航，歸來閩海勤耕植。此功勛，當得比神農，人誰識？”對於陳振龍的歷史貢獻，這位著名詩人不吝表達了自己的深情贊美。

　　陳振龍辭世於1619年，也就是他攜薯藤歸來第二十六年。70多歲了，過了古稀之年，死后葬在哪裡呢？仍然不知道。他在福州的舊居，據說在現在福州台江區上下杭街區內，而我母親娘家就在下杭路，那一帶我是熟悉的，卻始終沒聽說過史書上所載的“紗帽池”究竟是何處。

　　清道光十四年，在可俯瞰福州古城的烏山上，專門建起了用於祀陳振龍和金學曾的先薯祠。后祠毀塌，1957年市裡又在先薯祠的原址上建起先薯亭，2008年又再次按原樣修建。亭前雙柱上刻著一副非常醒目的楹聯：“引薯乎遙迢德臻媽祖﹔救民於飢饉功比神農。”旁邊的大石上還刻著后代文人撰寫的“先薯亭記”。

　　離開菲律賓后，陳振龍應該再沒重返，生意放棄了，錢不賺了。這輩子他幾乎所有的一切都是模糊的，與番薯焊在一起的往事，卻清晰得宛若夜空中那顆閃亮的星。天南地北的土地裡，仍年復一年殷勤滋養，空氣中所彌散的那股芬芳薯香，是頒給他的勛章。

　　《 人民日報 》（ 2026年07月18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