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終年為榕蔭所覆蓋，故又稱榕城，遍地飄滿花香果香。閩江緩緩流過市中心，在著名的馬尾港，那裡奔涌著東海的浪花。福州確是福地，蒼天福佑，而我卻有點生不逢時。1932年元月，我出生在號稱“有福之州”的這座城市。5歲應當是開始記憶之年，從那時候起，伴隨我長大的，就是來自遙遠北方的槍炮聲和哭喊聲，是那些國土淪喪的哀歌，是街頭隨處可見的餓殍和傷兵。憂患催我早熟。苦難，裝扮了我的童年。

　　五四運動我雖然沒有趕上，但我有幸長期生活在北京大學這個“五四的搖籃”，我接受了那一代人的精神“遺傳”：強國新民，救亡圖存。我的老師中就有楊晦先生這樣當年勇猛沖鋒的人物，還有詩人、作家和學者。而五四之后發生的一切，我都是或近或遠、或深或淺的親歷者。我擁有了時代的艱辛和苦難，也擁有了時代的多彩和新生。我是富有的，也是幸運的。

　　我的人生理想

　　我的童年和少年與苦難為鄰。貧窮、飢餓，以及隨時可能輟學的危機，使我幼小的內心有著反抗黑暗和追求光明的願景。在彷徨和苦悶時，從書籍和傳聞中，我聽到了“山那邊有個好地方”的歌聲，那是我所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生存境界。17歲時，我參加了迎接新社會的雄偉的行列，把生命投入到為光明和理想的奮斗之中。我把艱難的歲月留在了身后。最近幾年，我有機會重返母校三一學校（現在的福州外國語學校），校方找出了一份我當時的登記表。表中的問題：你的人生理想？我填寫了5個字：為社會服務。

　　人到暮年，知事多了，往往冷靜自問，我們忙碌一生，歷盡艱辛，所為者何？東方相信輪回，西方相信天國，我都不是。我知道，財富，地位，頭銜，到頭都是空的。陸游講，死去元知萬事空，他有他的徹悟，但他還有家國之憂，這是我所認同的。人的一生很短暫，學人生，學知識，學事業，為后代，艱苦打拼，千辛萬苦。我常慨嘆那些知識者和大人物的逝去，為之嘆惋，積學終生，來去何其匆匆！

　　我常反觀自身，平常，甚至渺小，微不足道。活著的意義是什麼？記得當年，我讀《大眾哲學》，讀社會發展史，也讀《改造我們的學習》，有了“為人民”的覺悟。這答案遙遙地接續了那張初中入學的登記表的填寫：為社會，為人民，做好事，盡一切可能助人。我曾用第三人稱立下誓言：“為了做一個真實的人，他為此苦斗了一生。”

　　生命因詩歌而豐富

　　初識字，我便開始讀五四新文學，冰心教我愛，巴金教我抗爭，魯迅教我靜默中吶喊。大先生的文章深刻難懂，慢慢也就讀懂了，我於是有了新的覺醒。后來，到了北大，有機會接觸當年的學術大師，北大教我治學的要領，我於是開始知曉人類的文明史，特別是系統地學習了中國的文學經典。文學神奇地撫慰了我曾經受傷的心靈。

　　也就是這時，詩歌走進了我的生活。楊柳依依，雨雪霏霏，大漠孤煙，春江花月。我為古代那些優美的心情所感動。在那些貧窮而愁苦的日子裡，詩歌給我帶來了豐盈和愉悅。小學春游，我出不起費用，為忘悲戚，把自己關在房中讀詩。那時似懂非懂地背誦了《長恨歌》和《琵琶行》，詩歌撫慰了我的心靈，我開始與詩結緣。歲月嚴酷，內心悲愴，“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在陷於危境時，詩歌給了我生活的勇氣。我在寒夜裡悄悄寫詩，我開始熱愛詩歌，現代的和古代的，東方的和西方的，我為這神奇的文體而迷狂。

　　一生隻做一件事

　　人在年輕時容易輕狂，自信力大無邊，可以做許多事，其實未必。我當過兵，上過學，也下過鄉，少年壯志，躊躇滿志。我崇拜王國維，也心儀聞一多，他們生命短暫，卻創造了和登上了學術的高峰！而我只能是平常人做平常事。記得當年，《詩刊》主編臧克家有了奇想，讓大學生來編寫中國新詩史。徐遲、沙鷗、丁力親自過訪我的北大宿舍，我約了5位同學：孫玉石、孫紹振、殷晉培、洪子誠和劉登翰，響應克家先生的重托，過了個當年時興的革命化的春節，寫出了后來定名的《新詩發展概況》。年輕懵懂，水平低，觀點偏，不足道。我們6人分別完成了初稿，共計7篇，但隻登了4篇。詩刊社沒有解釋，我們也不好問。也許是當年的情勢有點緊張，只能不了了之。

　　但卻就此把我們6人推入了詩歌研究的領域。6個人，一個小組，詩刊社借給我們和平裡一套空置的家屬房，我們自生爐火，一日兩餐，分頭閱讀，集體討論，一輛面包車運來了北大圖書館的所有新詩資料，加上詩刊社和北圖的存書，我們用一個寒假如飢似渴地閱讀了五四以來的幾乎全部的中國新詩的典籍。我們獲得的是課堂學不到的知識，這種集體閱讀和討論催我們成熟，滋養我們一生。

　　同學少年，如魚得水，一發而不可收。6人中，最年小的殷晉培不幸英年早逝，其余5人，從此不約而同地痴迷於詩歌研究，各自做出了成績，此乃后話。這裡我要鄭重地致謝克家先生和徐遲先生，由於他們當年的信任，才有了我們的進步和成熟。克家先生對我支持朦朧詩有意見，他批評我的“多變”，我不辯解，我知道老先生有他的執念。

　　做一名詩歌義工

　　我在大學的工作是文學研究，具體一些，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講課，帶學生，寫書，編刊物，開學術會議，等等。在繁雜的教學生涯中，我用力最多，也最上心的工作是當代詩歌。比起當年的那些同學，他們著作等身，成為學術大家，我是最不用功的一個。但我也有長處，有熱情，辦事、治學也專注，自勉，也告知后學，不知不言，不發空論。我認定自己非天才，但我勤奮。

　　在中國新詩領域，因為我讀得多而廣，積累也深，獲得了一定的發言權。我隻在這方面自信，其余一切，例如外國文學、中國經典，凡我缺乏下功夫的，絕不輕言。我在中國詩歌界廣結善緣，與人為善，編書，出版，參會，寫序，為推介新人，盡心盡力。一個“批評家周末”，我做了10年，直到退休﹔一套“20世紀文學總系”，我帶頭寫第一部《1898：百年憂患》，這套書，現在還在重印﹔一本《詩探索》，中國新詩理論批評“第一刊”，無刊號，無經費，無報酬，所有的人員都是自掏腰包，一直堅持到今天。直到我退休，把擔子交給了吳思敬和林莽他們，我依然是終身制的詩歌義工。

　　我說一生隻做一件事，嚴家炎先生不同意，他說我還做了不少事。但我自知，我用心最多的還是詩歌，中國詩，外國詩，在中國詩的領域，我隻做現代新詩。我以能為詩歌無償勞動為榮。在北大，我參與建立了中國新詩研究所，后來，在周其鳳校長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北大中國詩歌研究院，建立了採薇閣——那招牌至今還挂在朗潤園的一座四合院外牆上。我以詩歌研究院的名義，在北大召開了紀念新詩百年的慶典活動，出版了相關的紀念文獻。我的新詩研究沒有止步，中國詩歌的新舊體詩的“百年和解”是我近年提出的，得到了業界的認可。

　　詩酒年華依舊

　　我一生都在學魯迅，奉他為人生和學術的導師。但魯迅的“不寬恕”我沒有學到。我的人生態度就是遠離不可交的人，“人不知而不慍”，我不善辯，也不喜辯。知人論世，喜歡換位思考。

　　不知不覺，已退休好久了。前幾年，90歲時，雪后滑倒，做了換骨手術，而后，重新站立，重新學步，重新登樓，自謔“失足”。康復中，手書，成都友人轉為電子版傳送，再后，才是回到家裡電腦寫作，有“失足三記”問世，坊間傳為美談。而我依然羞愧，我因自己的不慎而讓家人和朋友為我牽挂、受驚，對不起了。那年摔倒后，手術及時，醫生高明，恢復良好。手術之時，俄烏烽煙初起，如今我已康復，而戰煙至今未絕。

　　感謝醫生、家人、朋友、學生的一路相攜相助。我雖已九十多高齡，而晨練依舊，社交依舊，詩酒年華依舊，為世界和平、人類友愛祝禱依舊。

　　《 人民日報 》（ 2026年08月26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