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熟悉的画面：工地旁，寒风中，一群胡子拉碴的汉子，端着大大的快餐杯，蹲在地上吃饭。他们建起了高楼大厦，却没有一席之地；他们没有福利保障，随意而漫长地加班，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无所谓，可是当他们的血汗钱一次又一次讨要无果时，他们不再淡定。

    他们跳楼、上塔吊，他们打条幅、寄贺卡；他们脱衣服上街、堵路，他们拜河神、跪求范仲淹；他们召开讨薪发布会，讨薪已不再是体力活，变得越来越挑战智商了。

    350万元民工的血汗钱不是个小数目，这每一分钱都意义非凡，这里面有孩子们穿新衣开学的欢颜，有秋播秋种的希望，还有两地分离妻子的期盼。法院判决书下了，可是要回钱的希望依然渺茫。在拖欠方眼里，法院的判决成了废纸，相关部门那句“我就代表政府，我说不给就不给，你能怎样？”，让人刺骨冰凉。

    常有人指责农民工不善运用法律武器，热衷于上访。当这个武器常常哑火，当法院判决形同废纸，当耗尽精力和金钱打官司，却胜负难料，即便赢了也难以如愿以偿，他们还会信仰法律吗？而作为农民工的“保护神”和双方利益的平衡器，监管部门却难以发挥作用。

    “苗翠花”们也知道“博眼球”不能解决问题，更多的是想引起上级关注，给相关部门施加压力。如此看来，实在是孤注一掷的绝地反击。

    类似其他很多问题也通过“博眼球”引起了相关部门关注，很快予以解决，有些不能解决的，相关部门负责人也出面安抚，息事宁人。正因此，又有更多的“博眼球”方式前赴后继，才有了女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这般的煞费苦心。

    经历过正常上访渠道和法律途径后，却只能通过“博眼球”的方式试图来解决问题，民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讨薪，如果只是博了眼球，赚了噱头，真是让有关部门汗颜。从主管部门、信访部门到法院，但凡有一家单位能把问题解决了，女民工又何必出此奇招？而上级负责督查督办的部门，就可以一直这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

    如果问题只能依靠弱势群体的极端“博眼球”方式才能引起关注，这是相关媒体和督查部门的悲哀；如果每一次推进制度完善、法律健全，都要依靠弱者的绝地反击，那么将是整个社会的伤痛。

    所谓的模仿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的讨薪，不过是旧的讨薪方式的翻版。近几年来与农民工讨薪的新闻屡见不鲜，讨薪的方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无论花样怎样的翻新，归结到底是薪酬制度不彰、维护农民工权益法律执行不力的问题。

    个别地方的农民试图于“信访”方式维权，说明采取正常维权道道的不畅。而通过信访方式，却能引起高层重视以及媒体关注等，进而达到个人意愿和目的。“开讨薪发布会的方式”也是如此，将这一令人震动、令人深感遗憾的讨薪方式传播散布到网上，扩大的是舆论影响，最终就是通过舆论压力、上级政府部门干预等，达到讨薪的目的。

    维权者维权难，才会采取另类方式；法律执行不给力，维权者才会求助于其他途径。事件中，农民工“发布信息”称：“早在2009年，天津就以（2009）二中民四初字第45号法律文书形式，确认应支付我方1400多万元。”这一“事实”说明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早在三年前下达了，只是没有很好的执行。在最终法律判决无法执行，又缺乏其他有效维权手段的情况下，走“新闻发布会”一途，又确实是一个“逼”出来的“智慧”。

    庄重严肃的外交部发布会场景，被农民工“搬”为讨薪“利器”，透露出的是农民工权益维护之难，饱含基层劳动者之辛酸。

   此现象至少说明三点问题：

    一，在现行法律框架已基本完善的情况下，执行层面依然存在不可忽略的缺陷。各类劳动保障法律在实施上存在缺位和短板，劳资关系严重不对称，农民工合法权益并未得到切实的保障，一些地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制环境不容乐观。

    二，劳动监管部门执法不力，甚至严重失职，其公信力大打折扣。在打击和遏止违法欠薪上，长期存在“运动战”思维和“推一推动一动”的惰性。从2003年最早总理关注重庆妇女熊德明丈夫被欠薪2300元一事肇始，迄今已近十年，然而，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欠薪现象仍然存在，足以说明真正让农民工在讨薪上站直腰杆的路还有很长。

    三，农民工维权渠道不畅甚至受阻，维权成本太高。按照正常维权渠道，农民工讨要不到欠薪，引不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或者等不起、打不起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