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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石珠 女 1932年生

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一出生，家人就把她放进马桶，不留她存活的余地。可是三天过去了，她还没死，命不该绝，隔壁邻居见了不忍，就抱养她做童养媳。4岁那年，比她大13岁的男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杳无音讯，不久，公婆又相继去世，生活更加艰难。1950年，她终于等到他安然无恙地回来了，他们立马结婚，她18岁，他31岁。

罗志灶 男 1943年生

过去家庭一直很困难，后来孩子大了，生活刚有起色，可是祸从天降，大儿子被电击身亡，家里失去了顶梁柱，生活又回到了贫困的状态。他长时间沉浸在悲痛之中，患了抑郁症。扶贫单位请来了医生给他开导，他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开始了脱贫的笫一步。

吴梅英 女 1941年生

她说，人有命，但我不认命。50岁那年，她丈夫去世，房屋毁于一场大火，孙子夭折，没有了亲人没有了家，这一连串的打击，并没有让她趴下，她灰头土脸地站起来了，而且挺过来了。如今，儿子承包了采石场，一年净利润30多万元，孙子也结婚生子了。

余成庆 男 1932年生

四兄弟中，老大96岁，老四83岁，他排行老二。我们去他家拍照时，他正好下地干活去了，好半天才把他找回来。看到他的体态和动作很特别，一问才知道是前一段上山干活摔断了肩胛骨，医生说要动大手术，否则会畸形，他打听到手术要花好几万元，便放弃治疗，说，“畸形就畸形，能干活就行。”

林维明 男 1933年生

爷爷是秀才，因乐善好施，官署送了“齿德堪推”的牌匾。最鼎盛时，二座大房子住着二百多人。到他父辈开始败落，他童年只能去看牛而不能上学。据说家里有个装秀才帽的精致盒子，家里的女人不识货，拿来装谷糠喂鸡鸭，前二年听人说这东西蛮值钱的，才洗干净了藏起来。

余葵花 女 1916年生

丈夫16岁参加革命，18岁娶了她，从此结为革命伴侣。丈夫在残酷的斗争中牺牲了，解放后她回到村里当一个普通的农妇，每月领几百元补贴。当地革命纪念馆里展览着她的照片和事迹，但却把她的名字写错了，拍完照离开时，她再三叮嘱，跟馆长说一声，我的名字叫“葵花”不叫“其花”，要改过来。

上官克原 男 1927年

解放那年他24岁，正月十五解放，三月二十八土匪攻打占领了他的村子。过去，乡亲们饱受土匪抢掠之苦，如今解放了，怎么还能让这些家伙卷土重来蹂躏百姓呢？作为民兵连长，他吃了称砣铁了心，拼了！他带领全体民兵跟土匪恶战一个月，终于在四月二十八把土匪打垮赶跑了。战斗中牺牲了六个人，他是幸存者，说起这件事，他既沉重又自豪，他说，这也算是上战场了。

雷成森 男 1927年生

1958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一当就是27年。这期间，村里建了一座石拱桥，建了一所小学，还为集体办了一个碾米厂。他得到了乡亲们的信赖，他儿子又被推为支部书记，又干了二十年。二代人为村民服务47年，没有为自己谋一丁点利益，看他那双畸形的手，再看看他那空空荡荡的家，让人心生敬意。

李启钰 男 1936年生

1960年当选生产队长，那几年正是全国闹饥荒的时候，国家很困难，当队长除了要搞好生产多打粮食，还要带领乡亲们超额完成粮食任务，当时所在小队30户人家，要完成70担公粮和200多担统购粮任务，国家任务是铁的，一定要完成，那么，自已就只能多吃杂粮了。

吴汉清 男 1929年生

1952年入党，从生产队长当到大队支部书记，干了三十多年。他说当年到县里去开扩干会，要自己带被褥，往返七八十里路都是走着来回，开会时，饭管饱，还能吃上肉。他还记得，上级领导下乡，就到他家吃稀饭，配咸菜，每天交一斤粮票，三角钱，有时来的人多了，还得到邻居家借米。目前家里只剩他与老伴二人，享受低保，每月领300多元补助，还可以领到200元退班补贴。

张仕乾 男 1939年生

2岁的时候母亲因难产去世，他和父亲相依为命。童年的他，既缺营养又缺爱，只长年龄不长个。或许是这种苦难的经历对他的思想、性格产生了影响，他做人老实厚道，乐于帮助别人，而这种品格又为儿孙树立了榜样，儿子是个勤勉的村干部，女儿深受乡亲拥戴，连任三届村支书，孙女就读于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