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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贴身卫士深情回忆总理的最后岁月:天天要看报纸

2016年01月08日11:07    来源:新华网    手机看新闻

  本文摘自周总理的贴身卫士高振普将军的新书《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

  我们参与了周总理的护理工作

  住院后的医疗护理工作,理应由护士负责,可是周总理的日常生活习惯,还是我们卫士熟悉,所以有些事情由我们卫士去做,这在总理住院的后期显得更加突出。总理得的是膀胱癌,有些下身的治疗是由大夫去做,他不让护士清理他的下身。如手术后的几天,因体虚出汗过多,需要擦洗身体,护士负责擦上身,我们负责擦下身。

  1975年9月20日第四次手术后,特别是进入12月,总理生活不能自理,大小便全在床上解决,大小便的清理工作都由我们卫士来做。大夫们一再交代,总理经不起风寒。为使总理不因大小便时受凉,我们就跪在床边,头伸进被窝,借助手电筒的微光,为总理清理大小便。总理真是瘦成皮包骨了,他两条腿上的肉很少,只剩两张皮了。每次清理完毕,我们都用毛巾给总理热敷一下,每次用时5~10分钟。看着总理脸上轻松的表情,表明他已舒服了很多,有时总理对我们点点头,我们才会松一口气。

  总理在日常生活中很注重仪表。每天起床后,他在卫生间自己刮脸或者去北京饭店刮脸,这是每天必做的事。有时感冒了,几天不去开会、不去见外宾,他也不会几天不刮胡子。记得1973年底,在政治局会议上被重点批评的时期,虽然心情不好,但他每天去开会,仍然穿戴整洁、仪表端庄。

  住院的日子里,除了手术后的几天不能下床洗漱外,只要自己能去卫生间,总理都会一项不落地做好清理。卧床后的两个多月,总理已不能下床,只好由护士帮他洗漱。张树迎、乔金旺和我看着总理的胡子慢慢长长了,总理不同意再请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来刮脸,他不想让朱师傅看到他病成这个样子,怕朱师傅难过。我们也不能任由总理的胡子这样长下去,我们不会刮,我们可以用剪刀剪呀!

  于是,我们同护士许奉生商量此事。经总理同意后,我们开始给总理剪胡子。张树迎、乔金旺都比我年长10岁,他俩说当助手,我和许奉生负责剪。刚开始剪时,总理还幽默地说,你们别剪破了脸。我剪了两下,觉得总理不太放心,改由护士许奉生剪。她胆大心细,手也轻巧,我只能当助手。剪的虽然没有刮的那么好,看上去还过得去,不会因为胡子而影响吃饭了。同时,也能使总理保持仪表整洁的习惯。就这样,我们剪过两次,始终不让总理的胡子长得过长。最后一个月,总理无法进食,改为鼻饲,没能再为总理剪胡子了。病中周总理的胡子也没长得像在延安时期的“美髯公”那样。所以,总理去世后,我们把他送到北京医院的太平间,请来了朱殿华师傅。朱师傅哭着说,你们两个多月没让我去看总理、没给总理刮脸,他的胡子也不是长得很长。我们说中间给剪过两次。他很细致地为总理最后一次刮净胡须。

 

  周总理病重期间的饮食

  周总理住院后的饮食,是由他的厨师桂焕云同志依据总理的饮食习惯列出菜单,再由医生们参照总理身体状况的需要加以调整、共同协商,为总理做出可口的饭菜,以保证总理的营养。这期间,我们也会推荐一些总理可以接受的饭菜。

  1975年11月16日下午4时,经我们提议,与大夫们协商并报告邓大姐,为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花钱定做一份红烧鱼翅。鱼翅这种高级菜,在总理、大姐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少吃的,只有总理在宴请重要外宾时才会吃到。这次给总理吃,是我们为总理补充营养和增加食欲的措施。

  由于总理已多日不能下床吃饭,就躺在床上把枕头稍微垫高一点,由护士许奉生喂着吃。第一勺,总理点头表示可以吃,于是许奉生开始一勺饭一勺鱼翅交替地喂。毕竟总理卧床多日,他吞咽很费力,头上冒出了汗珠。总理说:“小高喂我吃。”于是我改为把米饭和鱼翅混合在一起,这样吃味道会好一些。总理边吃,边数着数,一共八口饭。

  八口饭,对身体健康的人来说,耗时也就一二分钟,但对已步入癌症晚期的周总理来说,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他竟足足吃了半个小时,是依仗强大的意志力才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在总理看来,为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必须活下去,哪怕只延长一天、一个小时、一分、一秒,“四人帮”就不敢明目张胆地兴风作浪,所以再苦再难他也得扛着。最后,总理说不吃了,并说要不是为了治病,真是不想吃这饭。虽是这样,张树迎和我以及大夫们看总理能吃上这些饭还是高兴。

  张树迎和我向邓颖超大姐汇报了此事,邓大姐说:“你们为恩来的生活、治疗用尽了心思,想一切办法让他多活一些时间。”这是邓大姐对我们这样做法的肯定。

  有一天,听医疗组负责肠胃消化方面的专家陈敏章介绍,说北京饭店有一种汤做得很好,营养丰富。我们如获至宝。因为在当时,只要对总理治病有利,我们都会采纳。

  我开车到北京饭店去定制这个汤。饭店的领导早已知道总理生病,听说要做个汤,他们发自内心地高兴,因为能为总理的康复尽点力。汤的用料比较多,我只记得有海参丝、鱿鱼条、香菇等,用鸡汤炖。做好后取回来给总理吃,总理觉得不错,喝起来比较容易。总理询问了汤是哪儿做的,并一再叮嘱一定要付钱。我说总理放心吧,我已付了钱。

  后来,北京饭店又为总理做了同样的一碗汤,取回来的当天,总理因改用鼻饲,已不能进食,拿回来的汤总理也没喝上。我们取汤时付钱给北京饭店。他们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要,最后一块算吧!我们也觉得这办法可以。因忙于照顾病情逐步加重的总理,我们把汤钱的事给忘了。

  周总理去世后,张树迎和我想到了这件事,便打电话找到了北京饭店的齐经理。他哭着说:“总理都不在了,你们怎还想着这件事,这钱不能收,不能收。”他连说了几个不能收,悲痛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张树迎对我说,那就算了吧。这碗汤钱就没交成。

  钱没交,当时我们是想通了。可今天想来,仍觉得对不起周总理。 这是我们的过错,我们的失误。

 

  天天要看报纸

  周总理的政治生涯决定了他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关心,从报纸上得到的消息,有助于他对形势的分析。邓大姐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过,在“国统区”,即当年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和她就靠看国民党报纸分析局势的发展。从国民党报上登出的内容,可分析出我军如何生存和发展。邓大姐还对我们讲过这样一段经历:1928年,周恩来和她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从上海乘轮船出发,以商人的身份作掩护,买的是头等舱席位。上船前,从上海买了一大堆报纸。这一举动引起了船上的特务怀疑,对他们二人盯梢。所以他们到大连下船时,就被扣留,后经一番周折,才幸免于难。建国后,总理仍然坚持把每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翻阅一遍。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大部分是利用起床后在卫生间方便时看。这种多年养成的习惯,直到最后住进医院也没改变。

  1975年底,也就是在他1976年1月8日去世前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被病魔缠身,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但只要醒过来,就要报纸看。他当时生命已经垂危,为什么还那样坚持要报纸?我们把这个情况向邓大姐报告,于是大姐约张树迎和我,还有赵炜、张佐良作了分析。大家认为:总理已昏迷了几天,所以没有要报。这几天又提出要报,一是说明他较为清醒,二是与“四人帮”的斗争形势较为激烈,总理是出于对小平的担心。再一个原因是巧合,康生已经去世。分析了这些原因,最后还是邓大姐作出决定,为了不增加总理的思想负担,不给他看当时的报纸,而把过期的报纸修改为当天的日期,由邓大姐带到医院给总理看。

  我们虽然这样做,但很不忍心。张树迎和我还有乔金旺私下也议论过,在总理身边几十年,没对总理说过假话,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样做,这不是骗总理吗?心里总也不是滋味,但为不让总理在病中更多担忧,就只能这样办了。这也是善意的作假吧。我们确实一直提心吊胆,一旦总理清醒过来,看出破绽,我们怎么交代?

  总理坚持要看报,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们分析的那样?至今我们并没有找出合理的答案,这成了永远的悬念。

 

  弥留之际

  进入1975年底,总理经常陷入昏迷状态。

  1976年1月5日凌晨2时30分,总理突然休克,医生们在病房内就地进行抢救治疗。

  张树迎和我按照预定的方案实施——总理情况危急时,由他电话报告中央办公厅,我负责向邓大姐报告。中央领导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先后到了医院。李先念到后就去看了对总理的抢救,其他领导为不干扰抢救都在休息室,已在医院守护多日的邓大姐知道后,到病房观看抢救。凌晨4时总理醒过来后,她到休息室与看望的领导交谈。

  1976年1月5日下午,看总理的病情恶化得很快,张树迎、我、乔金旺三人共同商量:人民大会堂的同志早就想来看望总理,我们原来想等总理病好些再请他们来,现在看来,不能再等了,通知他们派代表来吧。于是我们派总理的司机杨金明去人民大会堂把王颖、金耀玲、刘桂兰和崔守才四位同志作为大会堂工作人员的代表接来。在进入病房前,向他们交代:“你们看总理时,站在床头屏风的一侧,只可以你们看到总理,千万不要让总理看到你们。”他们理解是什么意思,四个人站在病床一侧看着总理,忍不住内心的痛苦,几乎哭出声来,我们赶紧把他们请出去。走出病房,他们号啕大哭,诉说我们为什么不早点叫他们来,连声哭喊着总理,离开了医院。

  今天,他们回忆起当年看见总理的难过心情,也感谢我们给他们见总理最后一面的机会。

  1月7日,张树迎对我们说,赵炜每天陪邓大姐来医院,多次看到过总理,坚守在西花厅的钱嘉东、纪东和赵茂峰三人已有几个月没来医院了,叫他们也来看看总理吧,怕是以后的机会不多了。我电话通知了他们三位,他们很快到了医院,我们同样交代只能在屏风一侧看看总理,而不要让总理发现。三人走进病房,此时总理已睡着,三人并排地站在床前,看着总理面容清癯,他们强忍着悲痛,泪流满面,迟迟不愿离去。这是钱嘉东、纪东和赵茂峰三人第一次同来医院看总理,也是最后一次看总理。

  我们也通知了在总理住院后一年多来陪伴总理、默默无闻地担负着警卫安全和服务的刘岚荪、康海群、王培成、张宝昌等同志,他们为周总理住院的安全保卫和后勤服务做了大量工作,他们昼夜值班,不辞辛苦。自总理病重不能在走廊散步后,他们就很少有机会看到总理了,他们严守纪律,很少到病房来。今天也想让他们到病房见一见总理。我们也是考虑不要让总理看到来探视他的人,等总理睡着了,再请他们过来。不巧得很,总理从晚上8点后一直没睡,睁着眼睛,看来看去。11点左右,总理声音微弱地对医护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总理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就这样,一直等到深夜12点,总理还是没睡,只好通知这些同志明天再来看总理,没想到第二天总理便去世了。这些同志没能在总理活着的时候再见总理一面,成为终生的遗憾。

 

 

  周总理逝世

  1976年1月8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早晨7时30分,张树迎向我简单地交班后,我让他回去睡觉,他已是整夜没合眼了。这一段时间我们都是深夜两三点钟才休息,靠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

  当我走进病房时,总理转过脸来看看我。我习惯性地对总理点点头。他没有说话。几天来总理都是这样,说话已很困难。我轻轻地抚摸着总理干瘦的左臂。在总理卧床后的日子里,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今天他的手臂发热,我比较放心。我站在床前,难过地看着总理清瘦的脸庞,思绪万千。

  约半小时后,乔金旺走进病房,示意我休息一会儿。我会意地离开病房,轻轻往外走,回到值班室。黄宛、方圻、吴蔚然都守在那里。忽然铃声大作,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为七十几次。陈在嘉大夫说,一直是一百多次,忽然掉到七十几次。她急得说不出话来。总理的心跳在继续下跌,六十次、五十次、三十次……

  中央领导人接到在抢救总理的消息,李先念第一个走进病房,他弯下身子,双手紧握着总理的手,只叫了一声“总理……”便再也说不出话了,泪水一下涌了出来。他悲痛得双手发抖,站都站不稳了。我们赶快把他扶到沙发上。他坐在那里双眼盯着总理,无言地抽泣着。

  邓大姐守在病房,看着医生们抢救,她多么希望像前几天那样,总理会醒过来。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视器前坚持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陶寿淇大夫在按压心脏,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但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医生们用尽了各种抢救措施,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停止了。他去得那么突然,走得太快了,太早了。

  全体医务人员、工作人员都站在总理的周围。病房里一片哭喊声。谁也承受不住这如同天崩地裂般的痛苦,忍不住放声大哭,哭声中包含着对总理的爱,对总理的敬,对国家的忧。

  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陆续地都来了。他们都怔怔地站在总理床前,深深地向总理鞠躬。

  11时05分,由邓小平带领,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倪志福、吴桂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走进总理病房,围在总理遗体前肃立。小平同志说:“恩来同志,安息吧!”然后向总理三鞠躬,目视着总理,缓缓地退出了病房。

 

  邓颖超留全体领导到会客室向他们提出周总理生前提出的三个要求:

  第一,死后要火化;

  第二,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

  第三,骨灰撒掉,不保留。

  大姐请他们向毛主席报告。大姐讲完,李先念立刻站起来说,要搞改革不能从总理开始,不搞追悼会,我们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全体医务人员和我们工作人员放声大哭,哭喊着:“总理!”“总理!”

  想到日夜相守的总理离我而去,我承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一下子扑跪在总理身旁,手抚摸着总理的额头和头发,哭叫着!此时,我听吴蔚然大声地叫我,快起来!快起来!首长来了!我抬头一看,是江青!她没走近总理,只是喊着要见“小超”,要见“大姐”。江青没有对总理作任何表示,喊着去看大姐,可她走出病房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更没去看邓大姐,而是登上汽车就走了!

  江青为什么对躺在床上的已故周总理毫无任何表示?带着这个谜,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的几个月,我问到了当时给江青担任秘书的刘玉庭。他说,那天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就向江青报告了周总理病危,请她去医院。江青说不是已告别过了吗?(指1月5日那天她去了)怎么还去?她按部就班地做完她的事才去医院,没赶上同其他领导人共同向总理告别。仅此可见江青对周总理是何等的态度!难怪在北京医院向总理遗体告别时她没脱帽,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医生们开始整理周总理的遗体,取下身上的几根管子,盖上一块洁白的白布。

  中午12时,总理遗体将被转送至北京医院,邓大姐抚摸着总理,大声呼喊着:“恩来!你安息吧!我们继续跟随毛主席干革命!”

  我们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和部分医生、护士送总理到了北京医院太平间,哭别总理。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止住我们的哭声,带领我们全体向总理作简单的告别。

  总理逝世前曾交代医务人员解剖他的遗体。他说:“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遵照总理遗嘱,由北京医院的专科大夫对他的遗体实施解剖。解剖的结果显示,总理体内癌细胞大面积扩散,在肝脏、肺和大脑都已形成恶性肿瘤。

  把总理的遗体交给北京医院后,张树迎、乔金旺、曾庆林和我几个人仍住在三○五医院,一直到深夜,谁也睡不着,同时等着广播总理去世的消息。这段时间内,我开始回想总理去世的那一瞬间,我抚摸总理左臂时还是热的呀!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1月5日,总理曾在那一天告急过,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来了,在抢救的过程中,我摸着总理的胳膊是冷的,都抢救过来了,他的胳膊逐渐变热。以后,我每次进病房,都要摸一摸总理的胳膊,已成习惯,今天是热的呀!怎么那么快就不行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周总理准备火化的衣服

  周总理病重后期,我们仍然抱着他能病愈出院的一丝希望,谁也没提出后事的准备。对总理1976年1月8日病故,我们仍感突然。

  遗体送去北京医院的当天,要求我们把衣服送去。我们去问邓大姐,她明确告诉我们,不做新衣服,要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我们选了总理冬天穿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这一套相对较好,虽说旧些,可没补补丁;一件布衬衣,这是一件比较好的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没有更换领子和袖子;一条布衬裤和一件西装背心。这几件衣服,有的穿过几年,有的穿过十几年。总之,没给总理赶做一件新衣服。

  周总理一生十分节俭。衬衣的领子和袖口容易磨损,总理就换上备用的领子和袖口,这样就能接着穿。总理所穿的中山装,摩擦最多的部位是衣服的右手肘,破了洞,他不让花钱做新的,说补一补还可以穿,会见外宾时外宾不会看后面。拗不过总理,我们只好请红都服装店的师傅用同样面料修补上,为了对称,索性把左边袖子同样挖上一个洞,补上一块。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会见外宾。实际上稍一留意,谁都会看到这两个补丁。有一次外交部的韩叙同志问我,怎么不给总理做套新的?我说,谁能说服总理做新衣服,我们会十二万分地感谢他。

  邓大姐看过为总理准备好的衣服后,含着眼泪对我们说:“这是恩来的作风,你们最了解他,平时为他添一件衣服都很困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为他而浪费人民的钱。新的旧的都一样,都会一把火烧掉。你们会理解吧?以后不会有人怪你们。如果有人不理解,也是暂时的。”

  张树迎和我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北京医院。多年为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看病的牙科医生韩宗琦打开包时,看到的是一包旧衣服,大为光火,冲着我们喊道:“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是来不及吗?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你们跟周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老人家吗?”听着他的一番指责,我们谁也没说什么。我们理解他,他对周总理怀有很深的感情。他的父亲是国内有名的牙科专家,早年周总理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老人家曾支持过周总理、支持过革命。建国后,周总理每到上海,只要有机会,总要去看望这位老人。老牙医的后代——当今的牙科专家,对周总理、邓大姐有着至深的感情,他一直叫邓大姐“邓姨”。面对着他的训斥,我们不怪他。我们又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呢?只是我们更了解总理,铭记总理的言传身教,为总理写下廉洁奉公的最后一页。

  邓大姐去世后,我们也是按照她生前的交代,延续对周总理的做法,同赵炜一起,选了她平时最喜欢穿的较好的几件衣服,给她穿上,随她一起火化了。

  我同韩宗琦在以后的多次交往中,谈话的内容多是对以往的回顾,对周总理、邓大姐的思念。在谈到给总理送终穿的那几件衣服时,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当时看到给总理他老人家穿的旧衣服,我就火了,只是想到人们的传统做法,而没去想这是周总理,总理一生廉洁、生活简朴。韩宗琦最后说,你们做得对。我说,我与张树迎也向邓大姐说过你当时的话,她安慰我们说,以后他们会理解这一做法。

  是邓大姐的思想境界高尚,她最了解周总理。我们要永远铭记这一教诲。

  

 

  举国同哀送周总理

  1976年1月9日凌晨4点12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向全国广播。

  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相互打听着消息的准确性。经过多次听广播,人们才真的相信了。周总理病逝了,举国同哀。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大街小巷,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谈论着这不幸的消息。人们被这沉痛的消息压抑着,空气中似乎缺少了氧气。太阳被阴沉的云层所遮盖,天气似乎变得更寒冷了。走在街上的人,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不管是干部还是群众,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他们都阴沉着脸,相对无语。怎么办?总理没了!谁来管理这已被“文化大革命”搞得到处是累累创伤的国家呢?人们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担心。

  怀念、悼念、寄托哀思的形式多样。人们走向天安门广场,抬着花圈,系上白花,自觉地形成悼念大军。不用组织,人们有条不紊地排成长队,缓缓地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可容纳几十万人的天安门广场,听不到平时的喧哗声,听到的只有哭声,只有宣誓声。白发苍苍的老人、系着红领巾的孩子、工人、近郊农村的农民、大专院校的学生、党政机关的干部、驻京部队的官兵,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冒着严寒,来到天安门广场,向着人民英雄纪念碑,向着周总理的遗像宣誓,表达自己的哀思。

  就在全国各族人民怀着对周总理的崇敬心情表达自己的哀思时,当时的“中央”却下达了不准各单位搞纪念活动的禁令。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吴德回忆说,“四人帮”凭借他们手中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感情、人民的意志,要治丧委员会发出不准自设灵堂、不准送花圈、不准戴黑纱、不准上街、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的通知。更令人气愤的是,谁去过天安门广场要向单位报告,要登记,要说明理由,这实际上是作检讨。这种压制,并没有吓倒人民群众。人们不理那一套,去天安门广场的人越来越多,戴黑纱的人也越来越多。仅北京而言,所有布店的黑布全被买光了。不能去天安门广场的单位和个人,把总理视作自己的亲人,就在单位或自己家里设灵堂,摆上周总理的遗像;买不到遗像的,就把报纸上刊登的周总理的像剪下来,供在屋内中央,表达对周总理的怀念之情。

  据北京市公安局报告,自周总理去世的消息传出后,几天来没有违法案件发生。

  1月10日、11日,全国开始了对周总理有组织的悼念活动。

  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朱德、宋庆龄、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陈锡联、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江青、姚文元等和驻京部队负责人都前来吊唁。党、政、军各单位要求去的人太多,只好选代表,有组织地向总理遗体告别。消息传开后,人们拥向北京医院,能进去告别的是少数,而进不去的就围在医院四周。两天的告别仪式,参加的不过两万多人,而等在外面的却有几万人、几十万人。人们站在马路边,向着北京医院的方向不停地呼唤,不住地流泪。一位曾在中南海工作过的同志事后对我说,她与上万群众在北京医院附近的台基厂,站了整整两天。

  各单位能来与总理遗体告别的人数太少,要求来的人很多。外交部的同志对总理有很深的感情。建国后,周总理在担任总理一职的同时,兼任外交部部长,他为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贡献。虽然从1958年起,总理不再担任外交部部长,但他一直主抓我国外交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了能见上总理最后一面,外交部的同志通过王海容,报请治丧办公室批准,在10日晚上,派来300人,代表外交战线上的同志们来吊唁总理,表达对总理的怀念之情。事后,他们遭到了当时权威人物的严厉批评。当然,负责操办这件事的人也不买账,不作检查,并反问道:“悼念总理有什么错?”

  11日下午4时,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护送载有周总理遗体的灵车从北京医院出发,经台基厂、长安街去八宝山火化。张树迎和我在灵车内分别守在周总理遗体两侧。天还是阴沉沉的。灵车驶经台基厂,沿街的群众呼喊着“周总理,周总理……”十里长街,人山人海,悲痛的呼喊声、抽泣声连成了一片。灵车徐徐地前进,送灵的人们冒着严寒,一路护送着灵车到八宝山。人们站在那里,都想最后看看总理。虽然他们看到的只是灵车,但想到的却是周总理那熟悉的身影,慈祥的面容,亲切的声音。人们好像看到周总理仍然站在敞篷车上向他们招手,向他们微笑。

  送别总理的百万群众,来自首都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各条战线,他们不用组织,没人指挥,而是自觉地整齐地站在马路两边,没有拥挤,只有交通警察站在马路中央指挥车辆,维持秩序。由于群众非常遵守规定,路上已无其他车辆了,警察已成为礼兵。他们面对着灵车,用颤抖的手行着军礼,脸上挂满了泪痕,目送着周总理的灵车从他们面前驶过。

  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景,是新闻界的同志冲破阻碍,私自奔向街头拍下来的。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是冒着受处分的危险去拍摄的,才留下了这珍贵的现场资料。

  灵车驶进八宝山,周总理躺在水晶棺里,安放在第二告别室。送行的王洪文、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治丧委员会成员,最后向总理告别。邓大姐双手抚摸着棺木,沉痛地呼喊着“恩来”的名字。她失声痛哭,此时此刻谁也无法劝阻她。这是最后的一面。再过几分钟,她将永远看不到总理了,看不到与她生活、战斗了几十年的伴侣、同志、战友、知己了。在工作人员的多次劝说下,她才慢慢地离去……

  自周总理去世后,八宝山的职工就把为总理火化的炉子修整一新,挑选出了最优秀的火化工。一位工人对我说,谁也不愿亲手把总理送进火炉,谁也不愿点燃这火,因为谁也不忍心将总理烧掉。最后,党支部作出决定,选定了优秀的火化工来完成这项历史性的使命。他们说:“以往,我们曾多次见过总理,那是他来参加追悼会。见到总理,我们很光荣,很荣幸。现在,我们非常难过,怎么也想不到今天火化的竟是我们的总理。”

  张树迎、乔金旺和我,始终守在火化炉旁。我们少有的相对无言,由于没有心思看表,我们谁也没记清楚几点开始火化、几点骨灰出炉。夜深了,火化结束,职工们用新做的取灰工具,一点不漏地把骨灰全部清扫出来,装进骨灰盒。我们三个人捧着骨灰盒和邓大姐的花圈,由治丧办的同志和周总理生前身边工作人员护送,乘车离开了八宝山。

  灵车驶出八宝山,我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迎面看到的是站在沿路的黑压压的人群。天空中飘着雪花。人们还在那里等着,想再看一眼总理,以此来表达对总理的爱戴和深深的怀念。借着路灯的光亮,我看到道路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一个小孩在妈妈的怀里举起小手向灵车呼喊。几年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的张廷发同志告诉我,他和老伴熊培玉当时就站在空军大院前的马路边,一直等到灵车驶过,他们才回家。他记住了当时的时间,是深夜11点多钟。灵车到达天安门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两旁站满身着白色衣服的人群,他们迎送着总理的骨灰进入文化宫。

  12日上午9时,为时三天的吊唁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开始。8时,来吊唁的人群就从太庙门前排到文化宫的大门了。治丧办的同志决定提前开始,分四路并进,由国务院管理局的侯春怀同志在告别厅具体组织引导。过了没多长时间,有消息传来说,来吊唁的人很多,于是改为八路并进,每六十四人排成一方队,向总理遗像三鞠躬。就这样连续进行了三天,每天从上午8时到下午18时,人群从没间断,连原准备午休的时间也取消了。据统计,来吊唁的总人数超过6万人。其中,各国驻华使馆官员及来访外宾2000多人。最后公开报道的吊唁人数为4万人,这是“四人帮”为压低对总理的悼念规格而故意减少报道人数。三天来,没能进太庙吊唁而被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有几十万人。

  三天的吊唁活动中,军乐团的同志们坚持现场演奏哀乐,治丧办的同志看到他们太累了,建议改放录音,被他们当场谢绝了。他们调来了全团所有演奏的同志,分班奏哀乐。他们一边吹奏,一边流泪,怀着对周总理的爱和敬,吹奏着这难忘的悲痛的乐章。

  14日下午6时,吊唁结束,邓颖超走进灵堂,带领同志们向周总理的骨灰盒和遗像三鞠躬。然后,她双手捧着骨灰盒,向全体工作人员深深地鞠躬,满怀深情地说:“我捧着恩来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工作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话音刚落,全场又是一片哭声。邓大姐走向侯春怀,特意向他致意,感谢他三天来一直站在这里,带领人们吊唁总理。他究竟向总理鞠了多少次躬,谁也说不清。

  周总理的骨灰,由邓大姐亲自捧着,安放到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

  15日下午3时,有5000人参加的周恩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自一九七二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邓小平哽咽了。全场一片哭声。

  邓小平接着说:

  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一九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二○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一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六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最后,邓小平高度评价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周恩来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叶剑英、宋庆龄、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乌兰夫、蔡畅以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了追悼会,并同邓颖超同志握手,表示慰问。

  伴随着哀乐,参加追悼会的5000多人,徐徐走到总理灵堂前,深深地三鞠躬,哭喊着总理,慢慢离去。我们这些在总理、邓颖超同志身边工作的全体同志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的吊唁活动5点多钟结束。

  没能直接参加追悼会的人们,他们同一时间围站在大会堂的戒严区外,几十万人站满了大会堂的东西两侧、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他们久久不愿离去。

  后来有位与我相识多年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很多人一直等到天黑也不想离开,只想着追悼会结束了,总理的骨灰会经过长安街安放于八宝山,直到很晚也没看到运送总理骨灰的灵车驶过,人们才渐渐散去。第二天早晨,这位朋友又去了八宝山,明知道去了以后也不一定能看到总理的骨灰,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要去,总觉得要多看总理一眼,离总理再近点,这种对总理的心情,不知怎么表达才好。他说,去八宝山的人不只他一个,而是有很多大人、小孩都等在那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总理的骨灰那天晚上就撒掉了。

  

 

  把周总理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周总理去世的当天,邓大姐向党中央提出了总理生前的请求:骨灰不要保留,要撒掉。

  早在1956年,总理即在火化倡议书上签字。《倡议实行火葬》的主要内容如下: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置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对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总理和大姐早已约定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要求把他们的骨灰撒掉。总理说:“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到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他多次说,“死人不要与活人争地盘。”从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也是一场革命。

  1976年1月12日上午,邓大姐把张树迎和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们说:“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已批准。今天叫你们二人来,赵炜也参加,就是要研究一下把骨灰撒在什么地方。”“你们二人跟随恩来同志(周总理去世后,大姐就不称呼总理了)工作多年,已向中央请求并得到批准,由你们二人执行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你俩为恩来同志办的最后一件事……”大姐的声音哽咽了。我强忍多时的泪水夺眶而出。大姐克制住她的悲痛,反而安慰我们:“接到中央批准的消息,我高兴。高兴的是,恩来同志说过,他担心我替他办不成这件事。今天可以办成,就要成为现实了。咱们要共同为实现他这一愿望而继续工作。我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我去做。再说天气太冷了,我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恩来同志是党的人,我委托你们二人去办。你们二人是党支部委员会的成员,我们靠基层支部。我相信,你俩会很好地做好这一工作的。”

  听了大姐的这一番话,我们更理解大姐此刻的心情。这是对我俩多大的信任啊!我们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一定完成好。”大姐问我们有什么话要说。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总理去世后的这几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非常悲痛,人们冲破各种戒律,用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为了给人们以安慰,给广大群众更多的悼念机会,是否可以把总理的骨灰多保留几天,然后再撒。大姐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俩重复说一遍过去多次说的话,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的一次革命啊!你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这一点。”我们的邓大姐站得高,看得远。这是一场革命,这是向旧的传统势力的一次宣战。

  邓大姐让赵炜和我们二人一起找一找,看哪个地方可以撒,最好撒在有水的地方。我们先后去了八一湖、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几个地方。1月的天气,很多地方都结了冰,没有选中一个合适的地方。最后还是邓颖超大姐报请中央安排,党中央与邓大姐共同选定了骨灰投放的地点,由中央决定派飞机去撒。汪东兴同志具体布置这次任务,由空军政委张廷发全权负责。他选了撒骨灰用的飞机和执行这次任务的机组人员,对飞行航线和投放地点也先行试飞,指定由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罗青长(长期担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郭玉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张树迎和我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并对我们说:已经确定了投撒骨灰的地点。什么时间撒,听从机长的命令。

  1月15日下午,追悼大会结束后,晚7时半左右,邓大姐带着我们走进大会堂西大厅内的中间小厅。总理的骨灰已暂时安放在这里。我们肃立在大姐身后,向总理遗像默哀,然后张树迎和我帮助大姐打开骨灰盒。邓大姐双手抚摸着骨灰,她的手在颤抖,双眼含满了泪水。她坚强地说:“恩来呀!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我们要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

  在场的人都放声大哭。

  “永远跟随毛主席战斗!”这是邓颖超在总理去世后,多次说出的一句话。这豪迈的语言,包含着多么深刻的意义。我们的邓大姐,几十年来就是这样做的,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白色恐怖的时期,她都置生死于度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里,她仍不停地工作。今天,她又以坚强的革命信念,成为化悲痛为力量的表率。大姐的话,代表了我们的心愿,是代表我们向周总理发出的共同誓言。

  追悼大会虽已结束,在人民大会堂东西两侧、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路,直至八宝山的道路两旁仍然站满了人。他们等待着运送总理骨灰的车从这里经过,最后向总理告别。

  我俩从邓大姐手里接过已分装在四个塑料袋里的骨灰,放入总理日常装文件的黑色皮包里,穿过人民大会堂地下室,坐上总理生前乘坐过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车。今天再一次坐在总理的专车上,我不禁感慨万千。以前都是张树迎和我坐在这辆车上护送总理参加会议、接见外宾,可从今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总理了。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眼前一一掠过。我不会忘记,即使我们的周总理乘车时,还是为他人着想。由于他工作繁忙,珍惜分秒,乘汽车外出,时间卡得紧,司机开车技术高超,不会误时。就是这样,总理总是提醒司机:慢些,不要抢。在路口人多的地方,总理不准猛按喇叭,以免人们受到惊吓;遇上雨天,总理嘱咐司机不要把泥水溅到行人身上。总理想得多么周全啊!

  邓大姐则由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陪同,乘另外一辆车紧随在后,空军政委张廷发同志亲自领队,离开人民大会堂,向东驶去。

  晚8时许,我们到达坐落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一架平时作为撒农药用的安—2型飞机已停在那里。因为天色很黑,我们分辨不出它的颜色。我们迈着沉重的脚步登上飞机,同先于我们登上飞机的罗青长、郭玉峰二人坐在唯一的一条长凳上。飞机起飞了,大姐挥手向总理作最后的告别。

  北京的上空,天幕低垂,乌云笼罩,这既如人民怀念总理的心情,又如当时沉闷的政治氛围。可是人间自有公道,“四人帮”不能扭转人心的向背,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之举,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无声的抗议、对总理默默的支持!

  坐在飞机上,我的心总不能平静,脑海中闪过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一幕幕:总理的举止言谈,总理的亲切面容,总理健壮的身体,总理开会、总理办公、总理……我把总理的骨灰紧紧地抱在胸前,紧贴着我的心。周总理啊,回想起15年前,我刚到您身边工作,您握着我的手,几句问话,就驱散了我紧张的心情。多年来,您到各地视察,我跟随着您,同坐一架飞机;您出访亚非欧各国,我们也跟着您,同坐一架飞机。今晚,我们还是同在一架飞机里。我多么想再看您戴上眼镜批阅文件,再听到您谈话的声音。可是,已不可能了,您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机长“准备”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沉思。按照计划,在北京城区上空撒下了总理的第一包骨灰。

  总理的第二包骨灰撒向密云水库。这是按照邓大姐原来设想的,把骨灰撒向有水的地方,选定密云水库,既有水,骨灰又可飘向长城内外。然后向天津飞去。天津,有总理中学时就读的南开学校。天津,也是总理参加革命的起点,更是他与邓大姐相识、相恋的地方。总理对天津有着深厚感情,常常把天津称作第二故乡。

  此时,我高声喊着向机长提议,能否在投放骨灰时把飞行高度降低一点。机长回答说,飞行路线、投放地点、飞行高度都是中央决定的,我无权改变。

  机舱内的温度不断下降。我们虽然穿上了机上备好的羊皮大衣、皮帽和皮靴,但也挡不住刺骨的寒气。随着飞机的抖动,我们全身发抖,四个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相互鼓励着。飞机临近天津,借着月光,把总理的第三包骨灰撒向海河。

  总理,您安息吧!1月8 日,人们把这一天看成是国丧的日子。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各阶层的人们冲破左一个通知、右一个规定的限制,以各种方式悼念的活动没有停息。人们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布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孩子们高举冻红的小手,高声宣誓:周爷爷,您安息吧!您的子孙、革命的后代,永远听您的话,把革命进行到底。儿子搀扶着老人,站在您的像前,捶胸顿足,仰面高喊:总理呀,我们不能没有您!天安门广场虽大,哪能容下悼念您的人群,从清晨到深夜,呼唤您的声音,响彻祖国大地。

  我们的好总理,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您那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您平易近人,光明磊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人民心里。您的骨灰撒向祖国的江河大地,您的光辉业绩将和祖国的江河大地一样永存,万古长青。您是真正地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人。

  在黄河入海口,我们撒下了总理的最后一包骨灰,于16日零时45分返回机场。经过近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中间没停留,按照选定的投放点,没有再惊动其他什么人,更没有再搞什么仪式,在罗青长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共同完成了总理生前的愿望和邓大姐的重托。当晚我们回到三○五医院。我们几个人在治丧期间,都住在医院,总觉得仍在陪着总理。今晚怎么也睡不着,觉得医院真的空了。

  1月16日上午9时,张树迎和我去西花厅向邓大姐汇报。大姐早已等候在客厅门口,我俩快步走向她。她张开双臂就像母亲迎接归来的孩子一样把我俩紧紧地抱住,不停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俩为恩来同志服务,保卫恩来同志到最后。”我强忍着泪水,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三个人抱得更紧了。

  邓大姐这几天,不,更准确地说,是几十年来,为使总理有更多的时间工作,承担着总理的全部家务;为总理的健康,费尽心思,妥善安排衣、食、住、行。50年代邓大姐就指导我们制定了保安全、保健康、保工作的“三保”措施。在总理患病期间,大姐日夜操劳,预感到总理病情的结果,又以革命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疾病,全力组织治疗,想尽办法,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的指示。在总理为人民的一生中凝结着邓大姐多少心血啊!大姐一直默默无闻地为总理服务,总理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去。总理病情加重,卧床不起,大姐想得更细、更周到,每天守在病房。谁也不知道她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她的头上又增添了不少白发,明亮的双眼布满条条血丝。

  我俩随大姐走进她的办公室,汇报昨晚撒骨灰的经过。大姐摆手止住了我们说话,她说,撒骨灰的过程,空军已经让赵炜跟我说过了。大姐接着说:“你们的飞机起飞,我想的不仅是恩来,我是想你们和机组的安全。恩来已经是骨灰了。我回来为你们担心,一直睡不着,知道你们安全着地了,我又加服了安眠药才睡的。”我俩听了大姐的一番话,止不住地流泪。她接着说:“我和恩来共同立下不保留骨灰的誓言,他说如果我死在前头,他可以替我做到,因为他是总理,如果他死在我前面,就把握不大了。我为恩来同志做了一件大事。今天完成了,他也应该得到安慰。我们也都为这件事高兴。我死后,骨灰也要撒掉,由我所在的党支部负责,能不能叫我革这场命,还要靠你们去完成。”

  邓大姐说,总理治丧活动到今天结束了,我已摘掉了黑纱,你俩也摘掉吧,悼念死者不在形式,在这个问题上,咱们家先带个头。我俩当着邓大姐的面,摘下了戴在左臂的黑纱。我把它收藏至今,作为永远的怀念。

  1992年7月邓大姐去世后,她的骨灰全部撒入天津海河入海口。

  总理、大姐死后都把骨灰撒在了祖国的江河大地,他们这种终生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的伟大革命壮举,给全党、全国人民作出表率,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敬仰,并成为学习的榜样。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有多少人学着他们,也把骨灰撒向江河大地。天津、青岛等一些城市,每年都举行公祭活动,把几百人的骨灰,由亲属撒放在大海里。这些举动,正如邓颖超大姐生前对我们说的,“这是一场革命,从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死人不要与活人争地盘,中国的土地就这么960万平方公里,每个死了的人占1平方米,多少代以后,还有多少土地留给子孙后代呢?”“我们还有那么大片的海域,足够用了。”

  周总理、邓大姐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多么宽广的思考空间!

 

 

  周总理、邓大姐共用一个骨灰盒

  张树迎和我受邓大姐之托,与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去八宝山选购骨灰盒。

  八宝山的同志拿出他们已有的两种。我们选定了其中花纹较好的一种,而这种的价格不是最高的。经过仔细检查,发现有一处损伤。他们又拿来同样的一个,这一个盒盖不太好开。再要第三个,他们说没有了。经与治丧办的同志协商,选定了第二个骨灰盒。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骨灰盒,并不是为总理去世专门定做的。

  回来向大姐报告,邓大姐说她不看了,全权委托我们去办。

  邓大姐把骨灰盒的好与不好看得很轻,她说:“装一下骨灰,没必要那么讲究。”她还说:“恩来用完后,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

  总理的骨灰被撒掉后,曾装过总理骨灰的这个骨灰盒,一直由邓大姐保存着,工作人员定期擦擦、晾晾。这期间,大姐几次讲,她死后就用这个骨灰盒,不要再买新的,不要浪费国家的钱。

  有一次她对赵炜和我说,她用完以后,我们还可以用。我们说,等你那一天用完了,就会收藏起来,我们哪个人也没资格用。大姐风趣地说:“我死了,就管不着了。”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也离开了我们。我们用装过总理的骨灰盒又送走了邓大姐。

  今天这个曾装过周总理、邓大姐两人骨灰的骨灰盒,已由坐落于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收藏,并作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向世人诉说着两位伟人的崇高精神和伟大情怀。

 

  清理周总理的遗物

  1976年1月15日下午,周总理的追悼大会结束,晚上把他的骨灰撒掉,整个治丧活动结束。

  邓大姐要我们休息几天,再开始清理周总理的东西。我们原打算照大姐的指示休息几天,但17日那天,我们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去了西花厅。由张树迎主持,我们考虑如何开展清理工作。

  商量的结果,清理工作主要由周总理的秘书、警卫负责,有关同志参加。大体分工如下:钱嘉东、纪东负责清退文件;赵茂峰负责清理图书;张树迎、乔金旺、曾庆林和我清理周总理的衣服和使用过的物品。文件交中办秘书局;图书交国务院图书馆;对衣服等日用品,邓大姐明确指示:“全部处理,穿过的内衣、床上用品全部烧掉。可以用的东西分送给有关人员。”

  我们依邓大姐的指示精神,制定出处理总理遗物的三条意见:第一,总理穿过、用过的衣物留下部分作为纪念;第二,平时穿得次数不多或是早些年穿过的后几年没穿的衣服及使用频率比较少的物品,分给亲属和工作人员;第三,病中穿过或用过的衣物烧掉。

  向邓大姐报告这一处理意见后,邓大姐原则同意,但对衣服,她主张全部烧掉,特别对我们提出部分留作纪念不同意,说是衣服有什么好纪念的。她和周恩来都不主张死后为自己搞什么纪念馆之类。后来在我们一再坚持下,才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但要少留。

  我们按照商定的分工,开始清理。首先确定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用品、书籍、陈设,全部保存,登记造册,加注说明。

  总理经常穿的几套中山装外衣,全部留下。最好的一套已随总理火化了。还留下了部分内衣。我们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箱内,放进了防虫药。每件衣服都附一份说明,标明衣服名称、颜色和制作时间,总理穿着这套衣服出席过的重要活动等。

  写得如此详细,我们几个人是有想法的:根据当时的政局,我们内心有些伤感,担心万一大权旁落,我们会因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而遭遇非难。但又有一个信心,就是对周恩来迟早会有公论,到那时我们几个人可能不在人世了,后人得到周恩来的这批遗物,也会清楚地识别。这大概是对历史负责吧。今天回忆起来似乎可笑,但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谁又不这样想、这样处理呢?我们给周恩来办公室的内部陈设也拍了照,把底片和样片一并存入大箱内。

  账目的清理比较容易。因为平时我们都是月月清账,只要把多年的总收入、总支出算清楚交给邓大姐就可以了。总理从来不过问账目,我们都是每年分季度向邓大姐汇报。

  此时邓大姐看到我们几个人天天在那里打算盘,清一年年的账,就对我们说:“不要天天算了,只是算一下现在有多少钱就行了,我和恩来从不过问钱,相信你们。”

  我们口头上接受了邓大姐的意见,但还是一笔笔地清理了总理和大姐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两人的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此外,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品、捐赠费。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们的收入就不等了。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其中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两者合计46864.18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例如,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此外,总理和大姐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3000元。

  清算的结果,共结存5709.80元。这是总理逝世后,他和大姐的所有积蓄。我们把详细账目交给邓大姐,她指示把账目和现金交赵炜保管。后来,邓大姐把这些钱也全部交了党费。

  最终,我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周总理的遗物清理完毕。有些东西分送给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医疗组的同志留作纪念。

  周恩来真正做到了身后没留下一分钱财产。

 

 

  避开“四人帮”追查

  周总理去世后,我们只是忙于对他的遗物的清理,对北京乃至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有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味道。当然说一点不问及也不可能,像派系之间的斗争,对“周恩来遗言”的追查,也略有所知,反正追不到自己头上,管他呢!

  有一天,邓大姐找我和张树迎谈话,说:“多年来你们在这里跟着恩来忙,顾不了家,家里还有老人,放你们两个月假,回去看看。”我俩听了很高兴,可一想,要休息两个月,大可不必。考虑到邓大姐的关心,就应允了。张树迎对我说:“早点回去,在家住上两个月,看看亲戚朋友,补补课。”我同意了。

  已答应回家休息,就不便呆在西花厅。这个家指的是老家,张树迎是河北人,我是山东人。此时我的两个儿子在身边,一个12岁,一个7岁,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家中只留下爱人是忙不过来的。我虽说是答应回家看望老人,但不准备呆两个月,于是跟爱人商量,爱人很理解我,说:“不回去不好,已多年没回去了。回去两个月你也不放心,我想了两全之计,那就是晚一点去,提前点回来,满两个月去西花厅。”

  我还没回家,就有消息传来,说是追查谣言,即“周恩来遗言”。实际上,周恩来去世前,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周恩来遗言”,系杭州一位青年工人所写。

  这份遗言是模拟周恩来的口吻写的,其内容也是正面的。此遗言于1976年2月传出后,很快便轰动全国。这一年4月,“四人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彻查“总理遗言”的制造者。查来查去,最终查到了张树迎和我的头上。此刻我领会大姐是叫我们躲躲这“风”。感到风声较紧,也就主动回避,既不回山东老家也不出门,与爱人来个明确分工,我在家做饭,她负责采购。说真的,我这个做饭是名义,我哪里知道煮饭放多少米?

  这期间,我还是回山东老家住了一个星期。

  两个月后,张树迎和我准时回到西花厅,向大姐谈了回家的情况。一个偶然的机会,邓大姐叫我给汪东兴送封信。我到汪东兴那里。他对我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在政治局会上,张春桥说:能够制造周总理遗言的,从内容上看是熟悉总理的,他的那两个警卫员也应该是追查的对象。汪东兴说,他俩回老家了,是邓大姐放他们假的,等回来再说吧。我听着汪东兴的话,想,如果不是邓大姐放我们的假,更主要的是如果不是有邓大姐健在,我俩恐怕也会和已被追查的三百多人一样进了监狱。也是在这关键时刻,汪东兴保护了我俩。

  我把汪东兴说的话,如实地对邓大姐说了。邓大姐说:“当时的形势很紧张,追查得很紧。我只好中断你们的清理工作,放你们回家,‘无意’中做了件有益的事。东兴同志做得不错,用这个理由去搪塞他们。”

  我从内心谢谢邓大姐的保护,终身不忘这慈母般的关怀。

  实际上,“周恩来遗言”的出现,反映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不满,在当时代表了社会上很多人的想法,所以“遗言”一出,就被人们热炒、热传,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触怒了“四人帮”。应该说,“遗言”作者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是对的,但假造“遗言”的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当今,社会上又出现了“邓颖超日记”一说,从内容上看,制造日记者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无非是想借邓颖超之口达到污蔑共产党、污蔑周恩来、挑拨是非、扰乱社会的企图。他们哪里晓得,邓颖超同志从不记日记,也没有大事记,这是多年在白区工作养成的保密习惯。我在周总理邓颖超同志身边前后工作30多年,没有看到过他们记日记。在二人先后去世后,我们清理他们的全部家产和遗物,也没有发现“邓颖超日记”,可以肯定地说,“邓颖超日记”根本不存在,纯属编造骗人。

  2014年,我和赵炜、中央文献研究室廖心文、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李爱华同志应“人民网”之约,就“邓颖超日记”一事,在网上辟谣。今天,在我的书上,再就此事进一步说明,以示读者不要轻信谣言,不要传播谣言。

 

 

  周总理逝世后,对他的悼念、纪念与传承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悲痛”,并且赞扬“他致力于促进各国之间的谅解和世界和平”。瓦尔德海姆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的唁电中说:“全世界将由于在当前的重要时刻再也得不到他的智慧和政治家的才干的好处而蒙受损失。”

  瓦尔德海姆及其夫人曾于1972年8月13日访问中国,周总理会见了他们。瓦尔德海姆说,周恩来“对国际问题有深刻的了解”。

  为了表示对周恩来的敬仰,1月9日,联合国总部院内的联合国旗下半旗志哀!联合国为一国政府首脑去世降半旗,这是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举措,此前只是为一些国家的元首去世降过半旗。这足以反映出周恩来的才华和功绩为世界所公认。

  周恩来的逝世,震惊世界。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分别给毛泽东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副总理致唁电,国际知名人士、社会团体致中国政府及邓颖超同志唁电,各国共产党、马列组织及进步团体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主席的唁电,共计250余件。另外,邓颖超还收到了日本、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美国等多位友好人士的信函,表示对周恩来的悼念、对邓颖超的慰问。

  许多国家向中国政府提出,派团参加周恩来的悼念仪式或出席追悼大会,我方以中国的治丧活动没有邀请外国人参加的先例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这些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就分别到我驻外使领馆布设的悼念大厅,表达他们对周恩来的怀念。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派专机送来由他亲选的大花圈,委托朝鲜驻华大使馆献给周恩来,以表达他对周恩来的敬意和思念。

  1月9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周恩来同志逝世讣告,成立由毛主席为首的由党、政、军及各党派、各民主团体领导人参加的共91人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决定在北京医院举行两天的遗体告别。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两万多人前往告别。

  1月11日,百万群众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悲壮场面让人永记心间。

  1月12日至14日的三天悼唁,六万多人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庙,向灵堂上高悬的周恩来像和摆放的骨灰盒三鞠躬,以示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外国友人和各国驻华使馆的官员也敬献花圈。不能到太庙悼念周总理的人民群众,就云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手持白花,表达对周总理的思念。他们冲破来自“四人帮”的各种限制、打压,4月5日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达到高潮。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人们用各种形式表达对周总理深深的怀念:部队、机关、团体等单位的各界人士写回忆文章;著名作家、学者写诗词,以表心愿;文艺家们在纪念演出会上用歌声表达对周总理的情感,其中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含泪演唱的《绣金匾》,把纪念晚会推向高潮。这首歌曲,至今仍被国内群众和国际友人传唱不衰。

  人民对总理的怀念从未停止。每年的1月8日,我们这些先后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和一些北京市民不顾天气严寒,自发地汇聚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献上一束花,深深地鞠躬,向周总理表达思念的心情。自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后,纪念堂内布设了周恩来纪念室,我们这些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周总理的亲属和研究周总理的专家学者,就在1月8日这一天自发地去纪念室开展纪念活动,至今已40年,从未间断过。我们不仅自己去,子孙们也踊跃参加,这样的纪念活动会一代代传下去,周恩来精神也会一代代传承下去。

  十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在他圆寂前的十多年的每年1月8日,先后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周恩来纪念室,带领几位资深的活佛,向周总理雕像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对周总理深深的怀念。

  周总理逝世后,官方、半官方的民间团体加强了对其生平思想和精神的研究,全国先后成立了多个机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确立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杰出的代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80年5月,将“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改组为“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著作,研究他们的思想、生平;编辑研究党、国家、军队的当代文献和历史文献,这样对周恩来的研究就有了官方的机构。三十多年来,中央文献研究室先后出版了《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文化文选》《周恩来教育文选》《周恩来早期文集》;《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周恩来》画册、《周恩来画传》;《周恩来诗集》以及《周恩来》文献纪录片、《周恩来》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形式的出版物、影视资料等,讲述和宣传周恩来的生平、思想和风范。

  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是在原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同志倡议下,由天津市委同意、天津市文化局指导协助,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和周恩来、邓颖超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亲属为主体成员,于1998年5月21日在天津成立。该机构没设办公室,也没有专职人员,只是由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作为兼职办事机构。十多年来,为纪念周恩来和邓颖超,先后举办较大型的活动50多项。

  与此同时,全国纪念周恩来的纪念馆遍地开花,共计30多处,这些机构常年开展纪念活动。

  江苏淮安的周恩来纪念馆自1992年1月16日落成对群众开放以来,共接待参观、瞻仰的群众1500万人次,举办各种纪念周恩来活动220多场。作为教育基地,与150多个单位开展共建活动。

  周恩来故居自1979年3月5日对外开放以来,积极宣传、弘扬周恩来精神,发挥了较大的社会教育功能:共接待国内外瞻仰观众1600多万人次,接待各类集体教育活动近2000场次;组织周恩来精神宣讲团开展对外宣讲360多场次;为观众提供优质讲解11万多场次。

  江苏南京的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自1978年对外开放以来,共接待观众1500万人次,先后与30多个单位共建为教育基地。

  浙江绍兴的周恩来纪念馆,自1998年开放以来,已接待参观群众150多万人次,组织纪念周恩来的大型活动30多次。与全国百支大学生未成年人思想建设服务团,浙江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浙江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等20多个共建单位开展对青少年的教育活动。

  天津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在周恩来百年诞辰前夕,于1998年2月28日开馆以来,共接待观众1400多万人次,举办或与相关单位合作举办各种形式的纪念周恩来、邓颖超的活动共80多项。像“共产党员的楷模——周恩来”的展出宣讲活动,由馆内展出推向馆外,在机关、中小学、厂矿企业、大学及中央直属单位和江西、山东等地共宣讲1000多场,参展和听讲群众达20多万人次;作为教育基地,周邓馆与近100个单位成立共建单位,逐渐形成了十二大教育基地,涵盖了党政机关、部队官兵、公安干警、大专院校、工矿企业、爱国侨胞、中小学生、社区居民等单位。自免费参观以来,平均每天有六七千人来参观,他们都会手捧一束花,敬献在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的汉白玉雕像前。

  全国各省市的大、中、小学学习周恩来的活动蓬勃开展。二十几个省、市的学校开展了争创“周恩来班”的活动,已建成近300个“周恩来班”,他们研究、宣传周恩来思想,学习周恩来为人、处事的思想风范,坚定信念,明确学习目的,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学习老一代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对于这些青少年成长起到了重大作用。

  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周恩来、邓颖超的亲属以及研究周恩来的专家、学者,不顾年事已高,积极投入到这项造福子孙的活动中去。他们深入学校、机关、团体、军队、街道、工矿企业,结合党的各时期的方针、政策和中心任务,向他们讲述周恩来生前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业绩,用所见所闻的亲身经历向人们介绍周恩来,使广大的人民群众更多地了解周恩来、认识周恩来、走近周恩来,以更好地学习周恩来。30多年来,他们深入到西藏、云南等边疆地区和内地各省市,参加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等,多者几百场,少者也有几十场,对宣传周恩来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8年、2008年,党中央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时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座谈会,中央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出席会议。时任党的总书记的江泽民和胡锦涛先后在座谈会上代表党中央发表重要讲话,肯定了周恩来一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作出的重要贡献,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周恩来学习,学习他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勤政为民的精神;始终热爱人民,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精神;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精神;始终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

  党中央的举措,把新时期纪念周恩来的活动推向高潮,把学习周恩来精神推向了全党、推向了全国各阶层,对于凝聚党心、民心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009年7月17日,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周恩来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在周总理的家乡——江苏淮安成立。该分会更好地凝聚和组织了全国有关研究周恩来的力量,对周恩来开展经常性、长期性的研究和宣传,这样就有了更为官方的机构。它将继续深入地研究周恩来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决策中的作用,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领域深入探讨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的影响力,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经验,以服务于当今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研究会的成立,将会使群众的纪念活动和研究内容推向高潮和深入。

  可以说,总理逝世后的40年,人们对他的怀念始终没有停止,并将一直延续下去。

  周总理从未离我们远去,他一直活在人民心中!

 

 

  记录下邓大姐的思念

  周恩来和邓颖超既是举世景仰的伟人,又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恩爱伴侣。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时的天津。五四运动中,周恩来逐渐成长为学生运动领袖,是天津学生界一颗耀眼的明星。而年仅15岁、就读于直隶女子师范学校的邓颖超也巾帼不让须眉,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的队长,她带领女师同学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走上天津街头,在公共场合演讲,号召妇女同胞起来救国。随着运动的不断高涨,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了。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我要找的另一半,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无疑是最佳人选。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邓颖超在广州结为终身伴侣。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两人相濡以沫、携手共进,成为令世人敬仰的模范夫妻。

  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邓大姐一边痛哭,一边喊着“恩来”亲吻着总理的额头。从这一天起,邓颖超永远失去了她深爱的丈夫,而她对丈夫周恩来的思念从未停止。

  1988年3月5日是周恩来90诞辰,时隔40天后的4月11日,正逢西花厅庭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到这个季节,邓大姐到院子里散步的次数会自然增多。一天,我们陪大姐散步,大姐对我说:“小高,咱们不是有台可录音的收音机吗?你把录音机准备好,我有话请你录下来。”根据我们的工作习惯,我不会问她讲什么,只是需要马上准备好,随时听候。

  邓大姐的午休是定点的,下午4时许,邓大姐约我带上录音机到她办公室,请护士通知其他人,没事别进来。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怕影响她的思路;二是录音需要静。我把录音机摆好位置,邓大姐开始说了:“看花的人不再来,你不是喜欢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尔看到这盛开海棠花的院落,你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庭院,你就选上了这个房舍……”说到这里,她停下来,问我:“录上了吗?”我回答说:“录上了。”此刻我理解大姐的意思,马上说:“大姐,请你等等,我试一下。”于是我把录好的带子重放了一遍。大姐听后满意地点头说:“挺好,咱们接着说。”大姐吐字很清晰,慢慢地继续说。我观察大姐的表情,看她一边说,一边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陷入了深思。我在想,周总理去世12年了,这12年邓大姐每时都在想着他,特别到了这满院鲜花盛开的春天,大姐独自一人散步,她怎么样个心情,别人是难以体会的。她讲到“12年是短暂的”,这是指历史的长河。她接着又说:“但是,偶尔我又感到是非常漫长的。”可以想象得出,邓大姐这12年是在悲痛的思念中度过的。今天,她要把埋在心底的话讲出来,以告诉她的老战友、老伴,也是对老伴90诞辰的纪念。

  录音机不停地转动,邓大姐在继续说:“……海棠花盛开的时候,它是叫人那么喜爱,但它落的时候,它又是那么静悄悄的……,落得满地都铺着海棠花,人家说,落花比开花好看。”周总理何尝不是这样,他为祖国,为人民作出了贡献,世人目睹,像春天的花在祖国、在世界开放,他的离开又何尝不是静悄悄的。他的骨灰已在深夜,不叫人们送别,静静地撒向祖国大地。

  约半小时,大姐的讲话停下来,说了声:“今天就讲到这里,你回去从头放一下,听听怎么样,下次再录。”

  第二天、第三天的同样时间,邓大姐继续两次把她的话讲完,我重复地听完她的三次录音,录得还清楚;经她同意,我把它整理成文字,存下来。

  我是把录音讲话一字字记下的,没有怎么加工就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可见邓大姐的语言功底。

  我把邓大姐这篇遗作原原本本地抄录下来,供读者阅读——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12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你就选定了这个院落,就到这个盛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的26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了。

  海棠花现在依旧是开得鲜艳,开得漂亮,惹人喜爱,它结的果实在美味,又甜又酸,开白花的结红海棠,开红花的结黄海棠,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真像花果山。秋后在海棠成熟的时候,大家就把它摘下来吃,有的把它做成果子酱,吃起来非常美味可口。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你常常白天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在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路旁的海棠树前,你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地欣赏它,可以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稍稍的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你散步的时候,有时候约我一起,有时候和你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一起,你留下的看花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并肩在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啊,不是昨天,是12年以前。12年已经过去了,本来这12年是短暂的,但是,偶尔我感到是漫长漫长的。

  海棠花开的时候,它是叫人那么喜爱,但是花落的时候,它又是那么静悄悄的,花瓣落满地,人家说,落花比开花更好看。你喜欢海棠花,我也喜欢海棠花。你在日内瓦会议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海棠花正在盛开,因为你不能看到那年盛开的海棠花美好的花朵,我就特意地剪了一枝,把它压在书本里头,经过鸿雁带到日内瓦给你,我想你在那样工作繁忙的中间,看一眼海棠花,可能对你有些回味和得以休息,这样也是一个享受。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我们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在赏花,一边在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你到哪里去了啊?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春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地,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你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大地,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把你送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你,不仅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里跟他们永远并肩战斗,生长壮大。

  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幸福。

  我们中央领导集体,他们朝气蓬勃,精力充沛,他们掌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实际密切结合,实事求是地制定我们国家的建设宏图,克服着前进中的困难,完善着我们的法制,这使我无限地振奋。

  曾记否?遥想当年,我们之间经过鸿雁传书,鸿雁飞过欧亚大陆,越过了海洋,从巴黎名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感谢绿衣使者把书信送到我们的手里。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给我的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着“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的誓言。那时我们都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宣誓的时候,我们都下定决心,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我们的情书、来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我们的革命生涯,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几十年也没有任何的削减。

  革命的前进,建设的发展,将是无限光明的、美好的。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我们无数的英雄儿女和爱国革命志士,他们为挽救中国,建设新中国,被敌人的屠刀、枪弹杀害。他们的忠骨埋在祖国处处青山下,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大地山河,在我们镰刀斧头党的鲜艳红旗上,在我们五星国旗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无数的战士倒下去了,我们幸存者,为继承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落在我们双肩上的任务很重很重。有外宾问你,你哪里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去工作?你说,一想到我们死去的那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们,我就有使不完的劲,要加倍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也激励着我,使我无限地振奋,我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未已,把我有生的余力和余热,更好地为人民多服一点务。

  你和我原不相识,姓名不知。1919年,在我国掀起了爱国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要救亡图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包括工农商的举国上下最广泛的一次伟大的运动,反对当时签订凡尔赛和约。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

  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所以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去对待你的。而我那时对婚姻是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思想,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路上遇到结婚的花轿,觉得这个妇女完了,当时就没有考虑到结婚的问题。这样,我们彼此之间,都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为着我们共同的斗争,发扬着我们的爱国主义,追求新思潮,追求进步。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个人意思的,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交往,发生起来,建立起来的友情,是非常纯正的。我不曾想到,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通信之间,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三年过去,虽然我接到你的信比过去来得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但是,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的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你加入了党,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遵守党的秘密,没有互相通报。我们的思想受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是个人相爱,而是上升到革命,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是坚持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们在革命征途上是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管艰难险阻,都是勇往直前去奋斗。不计个人的得失,不计个人的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

  我们是经过这三年时间,有选择地确定了我们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回国,这样我们才在我们两地党的组织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1925年的初秋或者是夏末结婚了(1925年8月8日)。当时我们是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俗,我们都彻底消除。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我们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我们更没有什么仪式,住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同时爱情之花并开了。

  你的侄辈让你讲你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谁的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钟情,更不是恋爱至上思想,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下了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融化在人民中间,融化在同志之间,融化在朋友之间,融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隔阂,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之后又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

  恩来,每当我遥想过去,浮想联翩,好像又回到我们的青年时代,并肩战斗的生活中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然而我现在老了,但是我要人老心红,志更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努力为人民服务。

  同志、战友、伴侣,听了这些你会含笑于九泉的。

  我写的这篇,既不是诗,又不是散文,作为纪念战友、伴侣的一篇偶作、随想吧。

 

(责编:陈艺灵、施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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