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在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梅口乡水际村，村民蔡雪娇格外忙碌。“我家民宿的房间都被订满了，客流量基本上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水平。”看着村子里的人气回升，蔡雪娇喜上眉梢。

水际村在大金湖畔，是个旅游村，也是周边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村民人均收入超全县农民人均收入万余元。要说水际村如何从省定贫困村，到如今泰宁县的“首富村”，就不得不说到三次“创业”路。

上世纪80年代，拦河新建池潭水电站，梅口乡人民响应号召进行搬迁。林子少了，地也少了，作为库区移民村的水际村人均不到一亩耕地，人均年收入只有370块钱。

甘露岩寺。人民网 林晓丽摄

穷则思变。在大金湖中的孤岛上，有个寺庙叫甘露岩寺，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寺庙的香火很旺，引来不少香客。”泰宁县梅口乡党委书记张铮说，当时有一行六人来自福州的香客前往上香，就租用了当地的一艘渔船，每个人给了两块钱的船费，一共是12块钱。对于每个月只能挣三十几块钱的村民来说，接驳一趟香客就挣了12块钱，在村民间慢慢传开来。

当时水际村的老书记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带着全村开始了第一次“创业”。村民们纷纷把自家的渔船变成游船，靠着接驳香客，全村都吃上了“旅游饭”，就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水际村就实现了两万元的村财收入。

“旅游的盘子做大了，但是做旅游的村民也多了，就出现了抢客的现象。”张铮说，那个时候村两委几乎把精力都花在了解决纠纷矛盾上，不堪其扰，哪还能有精力给村子谋发展路子。

雨后的大金湖，宛如水墨画。人民网 林晓丽摄

不仅如此。毗邻大金湖，不少村民靠着打渔营生，时间长了，问题也来了。“在2004年前，大金湖上飘着大大小小多达500多艘渔船，家家有渔船、户户有渔网。渔网越织越密，鱼儿越来越小。”泰宁县金湖联村党总支书记汤文娟说，半年的休渔期一过，才不到半个月水库里的鱼又被捕捞光了，“鱼小自然就卖不上价，那时候一毛钱一斤都没人要。”

守着好生态这一“聚宝盆”，却不是人人都能分享到发展红利。对于水际村的党支部来说，矛盾源于利益分配，因此，一是要想办法把盘子做大，二是要制定分配规则让大家心服口服。于是，水际村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2004年以来，水际村党支部依托丰富的水域资源和地理区位优势，按照“党建引领、能人带动、自愿入股”方式，先后组建了家庭旅馆协会、游船协会、渔业协会，形成了“协会+公司+农户”的经营组织模式。

“刚开始并不是人人都愿意，村民们守着眼前的收益，看不到长远的发展。”怎么办？张铮说，当时村里的党支部和党员带头出来干，“让村民们看到这样能赚到钱，自然就愿意跟着干。”

如何“聚沙成塔”形成合力谋发展？水际村由游船经营大户牵头，小户以资金或游船入股的方式组建游船协会，协会对大金湖景区游船实行统一调度，整顿私自揽客接客等现象；联合金湖渔民组建渔业协会，渔业协会实行统一放养、统一捕捞、统一经营；家庭旅馆协会统一诚信品牌、统一对外经营、统一服务要求、统一安排客源、统一收费标准……

如今走进水际村，大金湖畔，一排排带有“粉墙、黛瓦、坡顶、翘角、马头墙”泰宁传统建筑风格的小别墅整齐排列，小楼统一贴了编号，一共有33座。

不再有恶意竞争，取而代之的是产业的良性发展。“村民们不再抢客源。”张铮介绍说，协会统一对外发布信息、招揽客源、分配客源，民宿经营者只用负责民宿的服务，这样能够保证人人有客源，还能保证统一标准。

“在乡村治理中，村民是主体。”相对于集体经济，成立协会进行市场化运行赋予了村民更大的自主性，政府主要起到引导的作用，这样能让村民有更强的参与感，也更易接受。

前些年，旅游业不太景气，水际村也不例外。于是，水际村盘算起“修炼内功”，开始了第三次“创业”。

村前新建沿湖生态步道；宅间道由水泥路改成花岗岩道路；村民每家出资5万元，将民宿里的电视、空调、床单被褥等全部更换，与外部环境一起“升级”……水际村的旅游产业“再出发”，慢慢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民宿改造后带来的经济效益立竿见影。“原先民宿一个房间一晚上只能卖几十块钱，提升以后，一晚上能卖一百多块钱，条件好的甚至能卖到两三百。”梅口乡水际村村民吴赞臣尝到了甜头。

“贫困村穷则思变发展旅游业，促成了第一次创业；抢客源、乱捕捞导致邻里矛盾激化，催生了第二次创业；旅游产业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民宿经营观念需要转变，由此进行了第三次创业。”张铮说，水际村的每一次“创业”，都是因时因势倒逼着进行发展变革，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最终实现了生态“变现”、乡村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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