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陶丹，一名公益诉讼检察官。我的故事可以用几个数字概括……”

见到福州市检察院检察官陶丹的那天，她正与几名参加全省公益诉讼业务竞赛的选手交流往年的参赛经验，放下手头的备赛材料，微笑着递来一张简历和一本边角微卷的办案手记。

福州市检察院检察官陶丹。福州市检察院供图

她的“10年”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办案手记的第一页，是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摘录。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在福建等13个省（区、市）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当时福州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试点工作由民行检察部门承担，彼时已获得全省民行检察业务能手称号的陶丹，开始了与公益诉讼的不解之缘，成为探索公益诉讼检察业务的第一批检察官之一。

2019年，全国检察机关吹起了内设机构改革的风潮。考虑到约60%的公益诉讼案件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福州市检察院决定将公益诉讼检察和生态检察职能合并，成立第七检察部。民行部门的同志在选择民行业务和公益诉讼业务之间徘徊：一边是法律法规和办案程序都相对成熟的民行检察“舒适区”，另一边则是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新领域新业务。干部处前辈老路告诉大家：“设立第七检察部的目的在于通过职能整合提高生态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质效，同步探索公益诉讼新领域履职。然而，现在第七检察部有公益诉讼办案经验的检察官并不多……”陶丹听完没有回答。

第二天，老路听说陶丹向组织表达了调入第七检察部的意向。

之后的几年，随着公益诉讼法定领域逐步拓展为“4+10”，陶丹步步紧跟改革脉动，探索一体履职，参与一线实践，承办多个全市首例案件，共办结生态环境、国财保护、安全生产、文物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357件，其中指导和办理的5个案件入选全国公益诉讼检察典型案例、全省公益诉讼检察优秀案例等。

在福建省“十大法治事件”评选活动中，“全国首创行政公益诉讼圆桌会议办案机制”顺利入选，陶丹作为代表参与领奖。

“行政公益诉讼圆桌会议机制”旨在借鉴“枫桥经验”，针对涉及多个行政机关职责交叉、多头治理的难题，由检察院牵头各职能单位、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围桌而坐，共商良策，共护公益。从长乐区检察院试点探索，到福州市检察院提炼创建，再到福建省检察院全省推广，3年间陶丹积极发挥向上协调和对下指导作用，在工作中助力机制不断完善，见证了一份份高效的落实方案在圆桌上诞生。该机制被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多次在全国性检察会议上被肯定、推广。“这是省市区三级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共同努力的成果，能参与其中，我感到特别荣幸。”陶丹笑着说。

她与数字检察

2021年，数字浪潮迭起，福州作为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永久会址所在地，数字建设水平走在全国前沿。聚焦人民群众诉求最集中的地方——福州市检察院立足区位优势，探索运用大数据赋能公益诉讼履职，与12345便民服务平台实现了数据共享。

“当海量群众诉求数据实现批量汇聚、分类筛选时，我们仿佛投身于公益诉讼‘线索池’。”陶丹打开电脑展示福州市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大数据研判指挥平台。据悉，该平台的多维碰撞技术，能够从时间、空间、事件等多个维度进行碰撞分析，辅助公益诉讼检察官精准锁定问题线索。

2021年8月，陶丹在平台上发现大量群众对于福州市长乐区某地段大气、噪声污染问题举报线索。为了锁定污染来源，陶丹迅速协同长乐区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人员林圣调取该地区空气质量、噪声指数、治安卡口车辆通行数据和登记信息、行政执法等数据，并在该平台开展多维分析。

“从时间轴线来看，每到夜间23时至清晨6时，空气颗粒物指数PM2.5、PM10和噪声监测指标骤然上升。”林圣指着数据拐点分析道。画面切换，地形图上一条细长的红色块格外醒目，“从地图坐标来看，监测数据超标区域集中在G316国道长乐路段沿线。再将监测指标与项目施工位置、建筑工地所属车辆的卡口通行数据等进行碰撞分析，发现指标异常的监测点与项目施工位置高度重合。”

“夜间、国道……渣土车！”初步结论中的两个关键词令陶丹产生了渣土车夜间运输时物料遗撒导致扬尘污染的猜想。通过沿路排查，果然发现相关施工地在夜间有渣土车出入。渣土车装载着工业废渣自西向东行驶，一路尘土飞扬，其路线与平台所示红色块高度重合。

经过半年的有效治理，长乐辖区内的大气指标得到明显提升，空气综合指数从监督前的全省第56名提升至全省前10名。期间，办案团队走访建筑工地30余处，邀请18家行政部门、乡镇政府、国有企业召开公益诉讼圆桌会议，促成了长乐区政府开展提升环境空气质量专项督查。

2023年，最高检印发《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作出了“健全数字检察制度体系，提升新时代法律监督质效”部署。陶丹及其团队也将数字工作重点转向各类监督模型的构建，以切合检察改革和平台应用的需要。

“谈到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构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陶丹。一方面，她有较为丰富的数字检察技术和公益诉讼业务融合应用经验；另一方面，扎实的外语能力能够帮助她更好地实现业务需求和技术语言的转化。”福州市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部主任黄殷颖说。

面对模型构建中出现的英文代码口令，陶丹凭借良好的英语基础，协同技术部门将检察业务需求精准转化为技术语言，共同研发了多个针对性强、实用性高的法律监督模型。其中，“闽江非法捕捞全域治水法律监督模型”获评全省检察机关大数据监督模型竞赛优秀作品奖。

未止步于竞赛，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关键在于应用、在于有效。福州市检察院通过分析上述模型碰撞出的非法捕捞案件的共性问题线索，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促成了全市性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和全市规范渔具制售行为专项执法行动的开展。该份检察建议获评2023年度全省优秀社会治理类检察建议。

岁月行至2025年，电信网络诈骗刑事案件高发促使陶丹立足反电信网络诈骗领域公益保护，开启了电信诈骗数据分析与应用的探索。陶丹说：“我们已向通信、金融、互联网等领域监管部门及行业企业详细了解电信网络诈骗的发案数据，并赴省内省外多地考察相关经验做法，研提综合治理对策。”该课题得到了福州市政协的关注与支持，被纳入2025年度专题协商议题。

公益诉讼十周年，相伴成长十周年。如今的陶丹已成为检察机关最资深的一批公益诉讼检察官之一。“通过选派优秀青年检察官参加公益诉讼业务竞赛，相信能发现更多公益诉讼‘好苗子’。”陶丹表示。

她的“4+1”

谈及十年成长的“密钥”，陶丹用“4+1”概括。

“4”，是“四大检察”融合借鉴的实践与思考。民行检察出身的经历，让她深谙各法律门类的底层逻辑，对四大检察职能的内在联系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

“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根植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在管辖、起诉、证据规则等方面可以借鉴民诉法、行诉法的相关规定。在此基础上，公益诉讼又具有独特的公益属性。”陶丹介绍道，“以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件为例，生态环境案件兼具私益与公益特性，单一的法律责任形式难以完全修复受损的公共利益，只有通过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综合运用和有机融合，才能实现惩治犯罪和修复生态的最佳办案效果。”

陶丹牵头三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检察官办理的“督促保护龙翔岛‘飞地’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系列案”便是依托民事、刑事、行政三大部门法律分析，推动公益诉讼检察、生态刑事检察等综合履职的鲜明例证。而正是基于对四大检察的深度探索促成该案获评全省公益诉讼检察优秀案例。

“1”，是用好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陶丹深知，调查研究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涉海非法采矿原地修复不能，增殖放流鱼虾存活率不高，怎么办？甲地生态修复资源稀缺，而乙地生态修复资源过剩，怎么办？生态恢复性司法可参照实践样本不足，怎么办？面对这三个“怎么办”，拿出调查研究“传家宝”是陶丹的本能反应。

于是，她从个案办理中出发，开始系统性地调查收集资料，深入研究国内外文献资料与实践案例，形成了“多元化生态恢复性司法路径探究”主题调研成果。2023年8月，该调研在最高检第一检察厅举办的“环境资源犯罪检察理论与实务研究”征文活动中获奖。

在运用调研成果反哺实践的过程中，陶丹以推进福州市检察机关“海上福州·检护蔚蓝”专项行动为契机，指导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基层检察院开展跨区域生态恢复性司法，解决了生态司法修复方式不足和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对其中非法捕捞犯罪治理问题总结办案经验，参与形成的调研成果获评2025年福建省法学会涉台法律研究会学术年会征文二等奖等多项荣誉。这个过程诠释了“办案发现问题-问题催生调研-调研成果反哺实践-实践经验再提升”的良性循环。近年来，陶丹共有14篇调研获评国家级、省级奖项，完成4个全省检察调研课题，为提高福州公益诉讼检察办案质效提供了有益借鉴。先后入选全省检察业务专家、全省公益诉讼检察人才库、全省检察机关调研骨干人才库等。（黄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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