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福建省委会主委阮诗玮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受访者供图

进入2022年全国两会时间。每年上会，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副主席阮诗玮都会提交有关教育领域的发言、提案、信息。今年上会，他又将聚焦什么呢？今天，我们有请阮诗玮委员畅谈他的建议。

主持人：您好，阮副主席！您是人民网的老朋友了，在全国两会中，您曾关注中医药事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等，而今年您带来教育领域的建议，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一块？

阮诗玮：目前，中国教育从规模和数量上看已经全面进入“后普及”时代。面对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的人口社会结构和新的劳动人才需求，我们的学制，特别是基础教育学制也应与时俱进，同步优化，跟上新时代的步伐。

事实上，我一直非常关注教育问题，2004年以来，就撰写了多篇关于改革教育体制、培育创新人才的文章、建议等，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每年都会提交这方面的发言、提案、信息。比如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我提交了题为“深化学制改革 适应收缩型社会发展”的提案。

之所以今年重点反映基础教育学制改革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几年关于这个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大。作为基础教育学制改革最早的一批倡议者，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觉得有必要继续发力，力争把百姓心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政策。另一方面，教育是民盟的主界别之一，每年福建民盟都会召开教育研讨会。今年研讨会上，我们组织盟内外教育专家就基础教育学制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提出很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不同的声音之间也擦出了火花。这更让我觉得，有必要更加全面、系统地谈一谈基础教育学制改革问题。

主持人：那么，在您看来，基础教育学制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

阮诗玮：现行基础教育实行“六三三”学制。我认为，“六三三”学制有三个方面值得反思：一是整体学习年限偏长，对二孩、三孩生育政策落地产生一些影响；二是中考普职“五五开”分流，要想防止基础教育“内卷”，仍有现实的难度；三是中职被部分人群认知为“差生集中地”，影响职业教育的社会声誉，背离分类施教初衷，影响技能型人才，尤其是“大国工匠”的培养。

例如，学习年限偏长会影响生育，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在现行学制下，接受基础教育需要12年，本科毕业后已经23周岁了。目前，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本科毕业生比例相当高，研究生毕业后攻读博士的也越来越多。读完硕士一般至少25周岁，读完博士一般至少28周岁。再考虑到毕业工作后一般需要几年的适应、奋斗期，最终导致读完研究生的女性很容易错过22-30岁这一最佳生育年龄。

主持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人才，从长远来看，您对现行基础教育学制改革，有哪些好的建议？

阮诗玮：新时代是人才辈出、百舸争流的伟大时代。要适应新时代的新要求，培养担当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重任的新一代人才，必须启动学制改革，推进教育体制的结构性调整。

具体而言，我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长贯通、缓分流”的义务教育学制。调整基础教育学制，将12年制改为10年制，并实行10年义务教育。即小学5年、初中2年、高中3年。相应地，取消中考，初中毕业后直接接受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彻底解决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带来的社会焦虑和教育“内卷”等问题，形成小学、初中、高中的贯通办学体制，并探索推行相应的一贯制学校建设。与此同时，取消超级中学、示范性中学等建设项目，鼓励集团办学等基于多所学校水平整体提升的办学实践探索，实现基础教育全民覆盖和优质均衡发展。

第二，探索“纵衔接、横畅通”的普职融通机制。将直接面向就业的职业教育上移至高等教育阶段，把通识性职业内容融入义务教育各学段，将现行中职学校、技工学校通过并、转、升等方式转设为普通高中或升格为高职。对于保留下来的、具有悠久历史、鲜明特色和突出优势的中等职业学校，实行“中高本”一体化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此同时，探索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学生互转机制，探索高等教育阶段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学分互认和学历转认机制，促进普职教育融合发展。

第三，构建“强基础、重创新”的课程内容体系。既让学生掌握必备知识，又突出创新能力培养。如，适当压缩义务教育外语教学课时，并将数理化等学科部分艰深内容上移至高等教育阶段，腾出来的学时用来增加信息技术、哲学、逻辑学等课程内容。我认为，基础教育阶段要强化学生逻辑思维、语言能力、科学素养、动手能力、人文情怀等综合素养教育，为将来推行更注重学科交叉、创新思维的高等教育打好基础，也有助于学生将来从事更复杂的、跨学科的前沿工作，有利于他们将来根据社会需要在不同工作之间自如切换。保留下来的少数中等职业学校不再被部分人群认为是“差生的集中地”，而是那些在体育、戏曲、杂技、雕塑、电气技术、信息技术、机械工程等方面确有特长的孩子们快速成长的摇篮。

主持人：从基础教育学制改革话题延伸开来，刚才发现您对职业教育有很不一样的想法，可否具体谈一谈？

阮诗玮：关于职业教育，我想借这个机会再展开来谈一谈。

我一直建议将多数职业教育上移至高等教育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随着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低端产业工人将被机器替代。所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技的进步客观上要求我们的职业教育必须朝着高质量、高水平的方向发展。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我们国家所需要的将是海量的高水平技术工人，是一大批能够在高精尖领域和国际人才“掰手腕”的“大国工匠”。这个重任显然不是当前中职教育所能承载的。

最后，再谈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看法。在我的设想里，随着中考的取消，以及多数中职院校向高职院校转型，高职高专、应用型本科等将成为未来职业教育的主阵地。但这还只是过渡阶段，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淡化职业教育这一概念。事实上，我们今天医科大学培养医生、师范大学培养老师、工科院校培养工程人才，本质上都是在做“职业教育”。我希望，将来不再强调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差别，各类高校都开设面向社会、对接就业的职业技能型专业。比如以工科见长的清华大学就可以开设电工、机床等专业，并设立相关的硕士点、博士点。如此一来，顶尖人才缺少接受高水平职业技能教育渠道、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等问题都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在职人员提升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的需求也能得到更好的满足，高校作为全社会人才调节库和储备库的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如果这一天能够到来，那我们今天所谈的“职业教育”，以及这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努力推动的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都将迎来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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