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治理 讓中國城市更美好（新業態新模式之新觀察①）

　　4月13日，參觀者在杭州城市大腦運營指揮中心了解杭州推進數字治理的情況。新華社記者 黃宗治攝

　　開欄的話：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社會都是一次大考驗。在巨大的壓力測試之下，中國積累多年的數字經濟優勢，展現出了強大的韌性與活力，更獲得了加速發展。一大批新業態新模式涌現，發揮著振奮人心的作用。

　　3月10日，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時，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要危中尋機、化危為機，把這次疫情防控中暴露出來的短板和弱項加快補起來，把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業態新模式加快壯大起來。

　　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3部門發布相關意見，提出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9月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支持新業態新模式加快發展帶動新型消費的措施，促進經濟恢復性增長。

　　從抗擊疫情到逐漸恢復正常生活，這些新業態新模式見証、伴隨著中國社會的轉型與發展。人民日報海外版推出“新業態新模式之新觀察”系列報道，聚焦中國數字經濟正在迎來的嶄新面貌。

　　許多人還記得，今年2月上旬，在全國疫情防控最困難之際，不少地方曾口罩供應緊張。在一些城市發放相應物資時，人們不得不聚集在一起，排起長隊，然而這非常不利於疫情防控。在南方城市東莞，借助於此前搭好的在線平台，當地直接上線了口罩預約系統，一天之內就有60多萬市民登記，讓數據代替人跑路，大大減少了聚集的風險，也增強了分配的合理性。

　　更多人記得，疫情防控期間，孩子們逐漸可以在家上學，大人可以在家辦公，快遞可以無接觸配送，甚至一些用人需求量不同的企業開始“共享員工”……等到復工復產時，許多城市推出了“健康碼”等舉措，保障了這一過程。

　　這一切背后，是中國各城市的數字治理能力日趨提升，呈現出諸多可喜的特色。

　　實現治理現代化必由之路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武漢是全國人民關注的焦點。如何在這場與病毒的較量中獲勝，並迅速復蘇，數字化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據介紹，2月17日，武漢便打造疫情防控平台，整合歸並了醫院、疾控、醫保、公安、民政、通訊運營商等相關單位信息數據，摸清底數、精准快速鎖定密切接觸人員並第一時間隔離，形成對傳染源的有效鎖定和有效阻斷。疫情防控期間，武漢市民在“鄂匯辦”APP、“鄂匯辦”支付寶生活號填寫個人基本信息和健康狀態，並提交信息，便可申請“湖北健康碼”。健康碼背后，是掃碼技術、數字防疫政策的日趨成熟——以移動支付為切入口，用數字化解決方案，支付寶等數字科技平台讓單個場景的智慧出行從點到網，使武漢交通出行極為暢通和便利，也為“防疫到人”提供了動態依據。

　　事實上，放眼全國，武漢正是城市數字治理的一個很好的代表。

　　8月18日，中國經濟信息社、中國信息協會和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聯合發布了《中國城市數字治理報告（2020）》（以下簡稱《報告》），這也是國內研究機構首次從數字治理指數角度對城市發展水平進行考察。在這一榜單中，武漢排名第五。

　　據悉，《報告》從數字基礎設施、數字行政服務、數字公共服務、數字生活服務四個維度，對2019年度GDP排名前100位的城市數字治理水平進行了研究分析，前10名分別為杭州、深圳、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鄭州、蘇州、東莞、西安。

　　事實上，數字治理，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已經有了明確的定位。

　　2019 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報告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制，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作出部署，其中明確提出“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推進數字政府建設，加強數據有序共享，依法保護個人信息”。還提出，“必須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主協商、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的社會治理體系”，明確把科技支撐作為完善社會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

　　尤其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之下，健康碼、雲服務等在推進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有目共睹。地方政府能否將新技術用在城市治理中，成為治理能力的直觀體現。

　　“提高數字治理能力是城市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建議，構建立體化的城市數字治理評價體系，突出“人本性、公共性、協同性”價值導向。他認為，提高數字治理能力是智慧城市建設的必由之路，不僅要注重城市服務，還應統籌數字化監管、市場監管、社會監管、應急管理。他建議構建一個立體化的城市數字治理評價體系，同時對衛星遙感技術在城市的數字治理中的運用和趨勢給予足夠重視。

　　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指出，各種新技術的運用正顛覆性地改變人們對城市的認知，城市裡生產、生活、交換活動日趨復雜，相應的城市治理更加呼喚法制化和數字化。

　　從“城市大腦”到市民小事

　　過去幾年，城市大腦概念，在杭州、北京等城市已深入人心。

　　城市大腦是整個城市的智能中樞，可以對整個城市進行全局實時分析，利用城市的數據資源優化調配公共資源，最終將進化成為能夠治理城市的超級智能。目前城市大腦已經在交通治理、環境保護、城市精細化管理、區域經濟等多個領域進行了探索實踐。

　　在接受本報採訪時，阿裡雲有關負責人認為，未來城市的所有服務、物體、空間等都將數字化。高樓大廈、軌道交通、山野湖泊，這些彼此隔離的城市元素在數字平行世界中開始碰撞。借助無限算力和人工智能，城市大腦可以挖掘城市蘊含的新價值。

　　今年5月29日，IDC（國際數據公司）公布了2020年度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海口城市大腦”榮獲行政管理領域大獎，理由是，海口城市大腦能夠實時處理城市情況並為城市的公共安全、交通、醫療等領域提供服務。比如，通過城市大腦的支持，海口整合了省市兩級共12家醫院的診療、號源、床位等信息，實現醫院間數據互聯互通。市民通過手機就可以享受到預約挂號、在線繳費等服務﹔患者診后可以自動生成診療記錄（病歷、處方、住院等），12家醫院可以共享診療結果。

　　2020年8月5日，鄭州城市大腦全域數字防汛平台正式上線，通過匯聚多個部門的汛情數據，可以預測不同降雨量情形下51個易積水區域的情況，從而方便防汛指揮部門快速決策。據介紹，目前鄭州城市大腦全域數字防汛平台具備汛情地點上報、防汛減災全域展示及區域智能預警等功能。市民通過“鄭好辦”手機App拍攝積水點圖片也可以上報汛情。未來，數字防汛平台可以圈定重點危險區域和受災范圍，再以短信形式第一時間將相關預警、疏散信息精准發布到重點危險區域和受災區內人員。

　　真正的考驗來臨時，城市大腦面對的是每個市民的具體需求。

　　入汛以來南方部分省份接受的考驗，就是最新的例証。在持續強降雨之下，南方超過200多條河流超警。7月8日，浙江省杭州市新安江水庫61年來首次9孔全開泄洪。為減少城市內澇對交通的影響，杭州城市大腦上線積水預警功能，通過在容易積水的地方設置道路感知系統和攝像頭進行監測，當路面積水超過警戒，為市民提供道路積水預警信息服務。

　　在防汛工作中，及時通知居民轉移、處置隱患是重中之重。“浙江安全碼”採用阿裡雲技術支持，在台風洪水等災害情況出現時，特定地區應轉移群眾的安全碼會變為紅色，意味著應立刻轉移。浙江市民通過支付寶搜索“浙江安全碼”小程序，即可領取屬於自己的安全碼。此外，居民還可憑借安全碼進入避災安置場所，申領救援物資等。

　　縮小地區治理水平差距

　　過去，在城市治理中，存在著地區、城市等差異，一線城市水平通常高於二三線城市，東部地區通常高於中西部地區。在數字治理時代，這樣的差距依然存在，但有了可喜的變化——差距正在縮小，不少城市正利用技術帶來的紅利，實現“彎道超車”。

　　這一點，也在前述《報告》中得到了體現。《報告》顯示，當前國內城市數字治理水平呈現如下特點：一是二線城市借助數字治理“彎道超車”，杭州、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數字治理水平領先，長三角區域數字治理水平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杭州的周邊輻射帶動能力較強﹔二是城市數字治理總體水平仍然較低，且差異較大﹔三是數字治理水平總體呈現“東高西低、南高北低”格局，但這並不意味著數字治理在區位上存在“鴻溝”障礙。

　　從城市看，在這一榜單中，杭州的數字行政服務、公共服務和數字生活服務等單項指標全面領先，位列全國第一。這其實有據可循。依托阿裡巴巴等頭部互聯網企業，杭州最早實現了“掃碼乘車”、電子社保卡全流程就醫。2019年，深耕數字治理的杭州城市大腦，從交通“治堵”拓展到了區塊鏈看病、無感停車各類民生服務當中﹔2020年6月，杭州市政府還與阿裡巴巴簽署深化合作協議，宣布加快建設“全國數字治理第一城”。除了自身發展，杭州還強勢帶動了周邊城市建設數字治理。南京、寧波、合肥、溫州、湖州、金華、無錫、嘉興、紹興等長三角城市均位於全國城市數字治理前列。

　　從地區看，地處中西部等方位，不再是數字治理的阻礙。從中西部城市發展情況來看，抓住數字化機遇是制勝關鍵。以鄭州為例，2019年度GDP僅排在全國第15位，但數字治理指數排名高居第7位，已經憑借數字化能力成為中原地區一匹“黑馬”。面對疫情，鄭州火速上線10套數字防疫系統，順利實現了防疫和復工復產的雙線並進。

　　有關專家認為，隨著數字治理時代的到來，中小城市應當主動抓住契機，謀求跨越式發展。例如浙江湖州，按地區生產總值隻排名在中國城市第81位，但數字治理指數為22名。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東莞。這個地區生產總值尚不足萬億元的城市，在《報告》中卻位列中國城市第9位。事實上，在此前騰訊研究院發布的《數字中國指數報告（2019）》中，東莞位列第7名，同樣遠高於其城市經濟排名。

　　過去幾年，東莞的數字化進程一直吸引著業界關注。不隻於前述的口罩分配，東莞在許多方面都體現出數字治理的高水平。今年，東莞的小區裡新添了“莞家政務”便民自助終端，可以完成就業補貼、專業技術資格查詢、律師信息、信用卡還款等諸多內容，無須到政府部門去。整個復工復產過程中，東莞搭建了各種服務系統，專門應對中小企業訴求，解決用工、融資、稅務、出口等問題。而東莞市民服務中心政務大廳，僅在2月就推出了兩批、500多項“不見面審批”辦事服務，通過郵寄就能辦理。而東莞這座城市，則在數字化升級中悄然轉型。今年4月，東莞市人民政府和阿裡巴巴簽署“春雷計劃”戰略合作協議，共同推進東莞制造的數字化轉型，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先進制造業集群。

　　數字治理，為城市發展提供了絕佳的機會。

　　打通“最后一公裡”

　　從北京到比較偏遠的縣城，數字治理的“最后一公裡”，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被打通。

　　貴州省錦屏縣，地處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因青山似錦、秀麗如屏而得名。2018年，依托貴州大數據戰略，錦屏縣與華為簽約合作啟動“數字錦屏”建設。截至目前，“數字錦屏”已覆蓋該縣數字政府、數字產業及數字民生應用體系，優先建設包括城市運行中心、雪亮工程等9個領域153個子系統，初步探索中國縣域統籌型數字城市樣板。

　　2020年，錦屏縣的精准扶貧工作，有了數字治理的支持，當地林業、農業、財政、民政、教育、扶貧、醫療、人社等諸多部門的數據實現打通。如今，“數字錦屏”正在基於數據融合，運用大數據手段，分析研判脫貧工作進度、產業發展現狀、易地扶貧搬遷進展、幫扶措施成效等一系列舉措。

　　而在無線城市、智慧交通、數字城管等概念背后，如何做好城市治理的“繡花針”？安徽淮北市把全市的廣告牌、城市路燈到酒店垃圾桶等一系列“細節”，共462894個城市管理部件，分門別類納入智慧管理基礎數據庫，並將城區劃分為4851個萬米單元網格和72個責任網格，用這些基礎數據與城市實景影像、空間地理等共同勾勒出智慧城市的數字基底。

　　在北京，新技術正帶來無限可能性。北京市政務服務管理局二級巡視員范寅龍介紹，僅已經落地的應用，就有如下五個智能場景——一是“區塊鏈+電子証照”應用助力辦事材料免提交，二是“刷臉認証”“語音搜索”助力移動辦公安全便捷，三是便民自助平台助力企業群眾就近辦，四是“智能客服”提供24小時不間斷咨詢問答服務，五是VR技術實現市政務服務中心實景漫游。

　　今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城市數字治理的轉型與升級。在人們越來越需要“線上”完成很多事情時，對數字治理的接受程度也越來越高。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汪科指出，應著力發展新基建，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探索城市規劃、設計、治理以及運營一體化，開啟信息時代下新型城鎮化建設與新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20年09月15日 第 05 版）